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因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

  钱钟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

  杨绛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风趣的钱钟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个钱钟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安贫乐道”的称赞；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从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又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生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却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