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了，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繁荣、富足的新加坡。同时代的政治家大多已经作古，在他们之中，李光耀也是当之无愧的翘楚，将华人、英属印度人等不同种族的人融合到一起，建成了一个花园城市。

  作为建国一代，李光耀最大的“遗产”就是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抛开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二分概念，他是良序的构建者，将政治秩序中的暴力、效率和正义注入到这个城市国家之中。李光耀曾自诩为猫头鹰，当这只“猫头鹰”远去之后，留下了什么样的智慧呢？

  国防建设：向以色列学习，实行全民兵役制

  在建国之初，李光耀担心马来西亚的突击队将新加坡的政府要员俘获。安全，是国家生存的首要问题，新加坡的安全依赖两点：一是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李光耀本想借助印度、埃及等不结盟国家的力量，但是被拒绝，后来向以色列学习，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新加坡没有战略纵深，但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长期军事合作关系，新加坡军队到国外训练和演习。

  二是在大国之间借力打力，李光耀认为大国之间的均势是小国安全的保障，当英国决意从苏伊士以东撤军之后，李光耀认为苏联将会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小国也有必要借助域外大国来保持权力均衡。

  二战之后，大量国家涌现并获得联合国的承认，其中一些国家并没有暴力基础，陷入内战之中；还有一些国家垄断了暴力之后，却被暴力工具俘获，成为军人执政的国家。李光耀将军队变成了国家整合的中枢：一方面通过全民义务兵役制，让年轻一代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培育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从军队中选拨优秀青年，送到国外一流高校去培养，让这些人成为新加坡建立官僚队伍的基础。李光耀自认为最大的功绩，是将最优秀的人才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

  工业化：引进跨国公司和劳工队伍

  在冷战正酣的年代，新加坡能够立足已属不易，而发展经济、实现富足则是更大的难题。英国驻军带来的就业原本为李光耀所看重，很多媒体认为，英军撤出之后，新加坡就要垮掉了，因为新加坡必须工业化，但这个连淡水都要依赖进口的城市如何进行工业化呢？

  但是，李光耀并没有被当时流行的“依附论”所迷惑，而是认定新加坡的未来需要靠引进美国等国的跨国公司，只要能够带来就业、技术和管理经验，都会受到欢迎。李光耀本人到哈佛大学向知名经济学家取经，还向美国工商界发表演说，为新加坡代言。有了安全保障，再向跨国公司提供优惠条件，尤其是纪律严明的劳工队伍。

  金融业：制订国际化的经济政策，与世界经济接轨

  新加坡并没有经济腹地，但成功地“接入”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新加坡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跃升，还超常规地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李光耀的这些成绩足以使之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大师。通过严格的监督和执法，新加坡得到了众多跨国金融巨头的认可，李光耀在卸任总理之后也成为JP摩根国际理事会的顾问，与世界一流金融家过从甚密。后来他的儿子李显龙执掌金融管理局，推动新加坡的开放，金融业成为新加坡的支柱行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金融成为经济体系金字塔的塔尖，显然，新加坡已经进入塔尖地带。

  劳资关系：以日本为师，成功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新加坡成功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最富裕的国家行列。李光耀也在强调新加坡的“特色国情”，这个国家没有资格懈怠，因为除了勤奋工作之外，没有发财的机会。新加坡不养懒人，在执政之后，李光耀重组了工会组织，对高福利养懒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戒。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认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必然会让经济衰落，他本人绝不允许罢工拖累新加坡的经济，也不会让新元贬值。

  到了80年代，李光耀又推行生产力运动，提高新加坡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以日本为师。

  行政管理：高薪养廉，防贪反贪不留死角

  与劳动力队伍相匹配的是公务员队伍，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所在。作为全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新加坡对贪腐的惩治几乎变成了本能，1960年修订的反贪腐法案中规定，如果被告的生活水平明显超过了收入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拥有同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经受贿的佐证。一个官员一旦贪腐，不但身败名裂，而且生活也会没有着落。高薪的确可以将一流的人才吸引到政府机构工作，但要让它真正与养廉联系起来，还需要有不留死角的反贪和防贪作为前提，否则，权力变现的冲动依然强大。

  组屋制度：让国家和公民之间多了一道财产纽带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公平分配就会成为难题。组屋制度是新加坡的创举，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该制度一开始也有政治整合的目的，李光耀发现一个国家首都的选民往往会反对政府，而政府建造的房屋可以到郊区，实现居住空间的重新组合。另外，获得资产的公民们当然有决心去保卫自己的国家，组屋制度让国家和公民之间多了一道财产纽带。（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