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好

  汉承秦制，地方行政实行郡、县二级制，此外还有各诸侯的封国，因此，又为郡国并行制。最早的地方驻京办事机构，称“邸”，根据不同的行政单位，有郡邸、国邸，县以下的单位大概还没有资格在京师设“邸”。

  汉代这类机构有两点不同于唐代，一是各邸的主管长官是大鸿胪（汉代九卿之一，掌管礼仪、诸侯王国、少数民族和地方事务），具体事务则由大鸿胪的属官“郡邸长丞”分管；二是各“邸”的最高长官，郡邸为守丞，国邸为长史，并不常驻京师，而是由各邸的较低级别的留守官吏负责邸内事务。可以说，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比较简单，基本在中央的控制和管理下。据《汉书》记载，齐国设有“齐邸”，燕国设有“燕邸”，诸侯王进京后的一些活动就在所属的“邸”进行。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察，设置了十三部州刺史，东汉时刺史已经成为地方上的一级长官了，也就有了进京奏事的“邸”。东汉灵帝时，皇权式微，群雄竞起，各地驻京办竟达“百邸”之多，当然，那时的大鸿胪已经控制不了这些军阀的驻京机构了。

  唐朝后期，“驻京办”兼职当钱庄

  唐朝中期开始，州和藩镇一级的留邸，改为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进奏院的官员称为进奏官，多由地方的行政长官兼任。从清朝人的《唐两京城坊考》 可以看出，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有50多个，多集中在长安城中心。而在东都洛阳，也有各地方设置的藩镇。

  进奏院一方面向地方通报宫廷内情以及朝廷百官和地方的奏折内容，另一方面，进奏院也负责监视本地官员在京城的活动。唐人柳宗元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进奏院的另一个功能，“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也就是说，进奏院还负责保管钱财，有点像今天的银行。

  《新唐书·食货志》 中则说：“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唐宪宗时期，因为市场交易活跃，流通的铜钱不够用，一度提倡实物交易。但是实物交易实在麻烦，于是，“飞钱”应运而生。各地在京城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地的驻京进奏院或者有钱的官员，对方收取一定的费用，然后开具票据。票据一半交给商人，一半寄往地方或留在京城。这样，商人可以轻松地游走四方，一旦需要钱，无论在京城还是回地方，只要拿着票据就可以兑换现钱。

  除了替商人提供方便，唐朝的进奏院还衍生了许多新功能，比如，为地方的长官在京城购买私宅等。由于这些附加的功能，“驻京办”无形中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明“驻京办”成为官员贿赂对象

  明朝时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驻京办”，但明建立之后，统治者认为，类似进奏院职能的机构还是需要的。于是，便新设了一个叫做“通政司”的部门。复旦大学的高老师分析说，其实这个部门也同样起着“上传下达”的功能：掌管着将皇帝的命令通传下达给地方，收受、检查地方及内外奏章和申诉文书，奏报四方臣民的动态、陈情申诉及军情、灾异等事。通政司取消了进奏院时期地方派员驻守的中间环节，直接受皇帝管辖，与六部平起平坐，权力很大。

  因为它的存在，使皇帝耳聪目明，能够及时了解执政的得与失和政策的落实程度，有时也是皇帝选拔官员的评价渠道之一。为此，各地方部门对通政司官员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哪怕是正常的工作内容，也都会用金钱铺路。《儒林外史》 第七回说：“二位官府封了银子，又写了一封荐书，荐在那新升通政司范大人家。”而每到传统节日，各地都会派人进京，用金钱通路，为各种事项活动。通政司便是他们必去之地。

  虽然中央集权登峰造极，地方官不敢公开在京师设立“留邸”，但仍然设立了“会馆”来充当“驻京办”功能。会馆乃一种民间机构，外官进京述职、外地举子进京赶考，常常在会馆住宿。同时也是地方大员派幕僚、下属进京长期打探消息，或者让自己在京的关系网向自己通报京城情况，打通与朝廷各种关系的地方

  清代“驻京办”公关费数量惊人

  清代也没有专门的“驻京办”机构，但清朝有个官职，叫做“提塘”，即是清代各省总督、巡抚选派本省的武进士、修选守备等人，送请兵部充补，驻于京城，三年一轮。实际上，这就是地方政府派驻京师的联络官，其职责本仅限投递本省与京师各官署往来文书。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塘”还承担了很多任务，比如夏冬两季奉送“冰炭费”，打点各衙署官吏；再如“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传递内幕信息，发回供本省督抚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的消息。因此，被选送到京城的提塘官通常是被督抚们倚为亲信的人，他们的赏赐及待遇十分丰厚。

  此外，清朝的地方政府，都设有一种专门资金，叫做“部费”，用现在的话说是“公关活动费”。此费用总体规模极大。关注现实的晚清学者冯桂芬说，他曾和熟知内情的人议论中央各部衙门办事人员———书吏们的“部费”收入，一致认为光是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所得就有大约300万两银子，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1000万两银子。不过中央部门不止上述四部，可想而知，地方上每年要准备多少“部费”了。

  同时，各省在北京建立的会馆比明朝时还大大增加，无论官民绅商，皆可参与。其实，很多会馆是由各地的大员如封疆大吏，诸如将军、总督、巡抚等等这些人暗中资助，委派手下心腹长期留驻其间，打探朝廷动向，联络人脉。据说，当时朝廷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各地官员往往在圣旨到来之前就能够知晓，比朝廷的“特快专递”还快。

  （据《姑苏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