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地说，北京人幽默得有点泛滥了，上海人不解幽默。

  有一位电影导演在北京的一家馆子里吃饭，那家馆子专卖毛家菜，音箱里翻来覆去地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原声录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导演听烦了，对服务员说：“把喇叭关了。我都听两小时啦。”服务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已经听两年了。”

  北京人的幽默能够互动。还是那位导演，还是去饭店吃饭，小姐送上菜单，导演胡乱翻了翻，问：“有什么东西免费？”小姐很厉害，笑吟吟地说：“微笑免费。”“快笑快笑。笑完了埋单。”

  这一套在上海玩不开。有一位编剧上街买一支雪糕，一咬感觉满嘴面粉，一气之下幽了一默，他问售货员：“你们卖雪糕收粮票吗？”柜台后的两个老阿姨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侬吃过雪糕伐？吃雪糕还要收粮票啊？介戆的闲话。乡下人。戆佗。”编剧的幽默感没卖掉，反被抢白了一顿，在上海卖弄幽默，往往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还有一个和冷饮有关的传闻：二三十年前，北京的导演陈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第一次来上海，穿得干干净净。他妈妈是南京人，告诉他上海人衣帽取人（不是以貌取人）、看不起外地人。火车到上海，他很有信心地踱出车站，感觉身边说上海话的旅客都没他穿戴齐整。那是个夏天，陈导演有点口干，便去路边的冷饮店买棒冰。“我要两根冰棍儿”，他很自信地说。卖棒冰的微微一愣，问道：“你一个人。”“是啊，一个人，要两根冰棍儿。”他转身咬着两根冰棍儿离开的时候，背后飘来三个字：“乡下人。”

  导演的上海同学后来告诉他，上海人不作兴一次买两根棒冰，他们先买一根，吃完了，再买一根。

  上海人不解幽默出自上海人事事讲究功利，出自上海人计算的人生观，不耐烦虚言调笑的浪费。上海人的计算和经济，使上海方言里严重缺乏抒情的感叹词，没有实际功能的词汇也日益减少。

  在京沪两地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名著《城市季风》里引用过一个很好的观察比较：做爱时，北京女孩情到浓处会高喊“我爱你”一类热烈誓言，而上海小姐则红着脸说“侬牢结棍格”（你好厉害啊）。“我爱你”是广告性的空虚赞叹，“牢结棍”是实务性的质量验收。男人喜欢哪种表扬？ （据《一生只为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