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顺帝实行“阳嘉新制”开始，中国古代官员开始在年龄上作假，这或许是因为“四十强仕”的做法，让不少官员空耗了大把时光。

  汉朝察举腐败催生官员年轻化

  从史书记载看，秦皇汉武时代的官场大概还不存在年龄问题，最著名的事例如甘罗，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赵国有功，官拜上卿。而据《战国策》介绍，此上卿亦非凭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经是相国吕不韦属下的一个正规官员，任少庶子，职责是协同中庶子负责中高级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汉书》卷七十六共收六个昭宣时的二千石高官传记，其中有五个都是在甘罗这个年龄段就参加工作了，因此可知，当时出任公职，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年龄成为问题的由来，始于察举的腐败。所谓察举，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人才的选官制度。常规的推荐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称入仕正途，好比后世进士登第。谁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举大权的特权阶层玩起了垄断仕途的潜规则：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荐举你的子弟，等到被举者也当上握有察举权的郡守后，再荐举当初举我者的子弟……

  到了汉顺帝时，有尚书令左雄上书说：“郡国每年举孝廉，都是马上就要授职施政、教化民众的，应该选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称：‘四十不惑’；《礼记》称：‘四十曰强，而仕。’请从现在起规定：年龄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期望中兴的顺帝采纳，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华如同颜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龄。这道诏令，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强仕”思想落实为法定制度，后人称作“阳嘉新制”。

  两个月后，138个年龄在60岁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统一授予官职，成为“阳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与此同时，“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较认真地执行。

  唐朝如何选拔后备干部

  唐代历时近300年，好像没有制定过一个一以贯之并且能适应各种“出身”的做官年龄标准，但是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6月颁发的一个有关改革人事制度的文件所叙，在此以前的大体情况是：“凡人三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从事。”

  先从科举一途看，那些蟾宫折桂的人中，不乏少年，如郭元贞、陆贽、杨嗣复、郑畋都是18岁及第。但这些都是凤毛麟角，多少年才出一个。通常情况下，能在20岁至25岁这个时段题名金榜的，就可以称少年得志了。而享有这种荣耀的，往往也以精英、才子型人物为多。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取第四名进士时，虽然已经29岁了，但在同榜登科的17人中，却还是最年轻的，“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

  这样看，走科举一途者，20多岁即获“出身”是令人羡慕的，30岁左右“始可出身”则是通常情况。所谓“出身”，就是做官资格。想要真正走上仕途，还得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还要“守选”，就是等待分配工作。这一段时间，等上三五年甚至七八年都很正常。柳宗元21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26岁；韩愈25岁登第，正式授官时已35岁。如果在此期间发生祖父母、父母去世的丧事，还必须在家守丧，于是从及第到始任官职的间距还要拉长。因此可知，30岁获得做官资格的人，到40岁才能登堂上任，即当上正式的国家干部，才是寻常现象。

  官员为何在年龄上做“假账”

  古代通过科举得官者有不少人自减年龄。为什么呢？宋朝洪迈说有两个原因：其一，一旦科场及第，自有富贵人家争相说亲，选婿当然是年纪越轻越好，故希望及早傍上大款富婆的王老五们，多在办理应试手续时先将年龄减去；其二，宋太祖时期留下来的制度，凡应试规定次数以上而未能及第、年在60以内的举人，可以别作一甲奏名，从宽赐给出身，并授官职，通称“特奏名”或“恩科”。要满足这些条件很困难，往往是一生潦倒考场，总算在应试次数上达标了，但年龄已过60了。很多人想到可能会有这么一天，于是从一开始就减年，最后抢在档案年龄还未到60时，讨一个“恩科”出身。这些人因为资浅年高，仕途上已经没什么发展前景，所以得官后大多数都跟清正廉洁沾不上什么边，只求在退休前把钱袋塞满，就是苏轼、孔文仲所说的：“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可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此乃宋史上的“59岁现象”，因与年龄相关，顺便一说。

  除了各种具体官职选任的年龄刻度以外，求官者究竟应该“增年”抑或“减年”的又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仕途上的年程，当时的通识是30以上、50以下是为官理政的黄金时段。如果是过了55岁以后才取得出身的，一般多授教官闲职。倘是年近60者，只能得到有名无实的官职，令回家待选。试与历经数十年血拼才得功名的老进士老举人换位思考，如此结局岂不是连老本也捞不回来？所以多数人都早早备好了减年应试的传统武器。一旦榜上有名，《同年录》上的“年齿”都是假的，待“同年宴会，又序真齿”。谁料由明入清，又有进步，就是王士祯感叹的：“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据说西方风俗以询问女士芳龄为失礼，而中国官场以打探“真年”为禁忌，恰能相映成趣。

  再把话说回来，“薄俗”也只是王士祯的嘲讽之语，事实是吃尽辛苦，好不容易才混进官场，谁不想多混几年？故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以《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为例，一出场就向学道大人坦承：童生20岁应考，如今考过20余次；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实年54岁。照其岳父胡屠户的批评，他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忠厚人一减就是24年，那些滑头滑脑的人该减多少？你说还有哪个人肯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虚言空话？（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