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大清上下，有没有人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

  那位在战后奔赴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为此背负卖国贼骂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实早就明白清败因。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大清国的未来威胁是在身边。此后三十载，他无时无刻都在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甲午战事开启之前，李鸿章曾有增兵朝鲜计划，却马上被更大的当家者——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所否决。更早当北洋海军要求增购新舰时，同样为执掌财政大权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钱支持，导致自1888年—1894年间，北洋海军未新购一艘新舰，海军舰艇吨位虽号称世界第八，装备技术水平却显著落后于时代。

  翁同龢等人给李鸿章的战争准备使绊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卖大清不成？非也。当日本对大清发出战争威胁时，翁同龢的主战论调，一时比谁都高，他的一番反日“爱国”言论也引得了士大夫们的一片喝彩。

  翁氏的言战主张，初看起来是尚武精神勃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何却输掉了国家命运？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习惯”、伊东佑亨所称的“文艺”。此君不过是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于战争筹划及战争之风险，却皆一无所知。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实务却颟顸无方的典型，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时人以为是希望所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是他们，把一个风雨飘零中的帝国进一步送入了不归之境。（据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