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具重大意义的事。邓小平以身作则，毅然做出“全退”决定，堪称伟大之举。实际上，邓小平1984年夏季在北戴河自己的80岁寿宴上，就宣布自己将在中共十三大彻底退休，但结果直到1990年才真正退下来。

  让老同志退休要得罪很多人

  “文革”结束，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开始筹划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并多次在军队系统强调干部年轻化的重要性。比如，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道：“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选拔年轻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变得更为急迫。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重申：“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但“想不通”是自然的，有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刚刚复出工作，又要退位让贤，很难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乘此机会重新起来翻腾。况且，领导干部职务还等同于名誉、地位、待遇等切实利益。在没有形成制度的前提下，让所有老同志自觉退位，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而这些老干部遍布中央和地方各省市，推行起来势必要得罪很多人。

  实际是个接班人问题

  面对重重困难，邓小平本人多次表达带头退休的愿望。1981年7月，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他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之所以“现在还不行”，关键在于“退了之后谁上”还未确定，不把权力交接到恰当的人手中，谁也不会放心。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以此为目的建立的。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邓小平放风自己将在十三大全退，给全党做出表率。但邓小平退休，势必牵出两个问题：谁接总书记的班？谁填补邓小平、陈云留下的权力空白？

  对于这两个问题，邓心中已有腹案：胡耀邦接替他，总书记从胡启立、乔石等年轻干部中挑选一位。据《胡耀邦传》透露，邓小平曾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

  “全退”变“半退”的背后

  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1987年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但变数丛生，1987年1月，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临时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此时十三大召开在即，邓若全退，包括军委主席在内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势必落到赵紫阳肩上。

  由于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意义重大，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对此很是慎重，王震在此前就曾为此专门咨询过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沉思半晌后，回答王震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

  十三大召开前夕，劝留邓小平的元老们集结起来，纷纷劝说邓小平。终于，邓小平收回“全退”的决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则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小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军委主席，直到1990年初正式辞去这一职务。

  （据《新闻午报》、《回忆父亲聂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