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实话实说邓小平》中说：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

  “四人帮”可能会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心。 “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主席。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且要警卫局参谋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给父亲送行。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又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 “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禁锢生活

  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 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 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据《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