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首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尽管1964年中法联合发表的建交公报只有44个字，其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博弈。最终，两个在两极世界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成功导演了一场“外交核爆炸”。

  有官方色彩的私人访问

  开启中法友好关系大门的使者，是一位面相斯文的法国老人——埃德加·富尔。

  1963年8月20日，富尔利用去瑞士度假的机会造访了中国驻瑞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并面见毛泽东、周恩来。富尔1957年到中国时，这两位领导人曾与他见面。请示外交部后，李清泉转达了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对富尔的邀请。这也是未建交国家友好人士以私人身份访华时，中方的惯用作法。孰料，富尔忽然神秘地告诉李大使，此访有官方色彩，因为他要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但行程仍须保密，对外宣称只是私人举动。

  张锡昌当时在外交部法国科工作，他眼中的富尔是个“在野，但能通天的人物”。本是公开的私人访问，却号称带着隐秘的官方目的，富尔的态度让中国外交人员有些困惑。

  同年10月21日，张锡昌到深圳罗湖迎接富尔夫妇。张锡昌迫切想搞清这个“明里私人、暗中官方”的老头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然而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接待人员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话题引上正路。“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以法国总统特使自居，携有戴高乐的一封亲笔信，将面交我国领导人。”接收到这种“微妙信号”的中国政府，悄悄提高了接待富尔的规格。乘专车抵京后，他和夫人直接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事后，富尔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提到，“中国官方表现出对来访者的高度关切和信任。由于他们坚持遵循谨慎的态度，每项考虑都有其限制，各种举止有细微差别，却又不失联系。”

  戴高乐放不下那份高傲

  中苏分歧是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推手之一。1964年，时任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表示，“直到去年为止，世界共产主义还是铁板一块，只要与惟一的一个首都建立关系就可以决定共产主义各国的命运。如今，中国与苏联分裂，就有必要同北京直接对话，对其态度应当像对苏联一样，也要像承认苏联那样承认中国。”

  另一方面，1963年的法国已是“戴高乐的法国”。这位身高1米95的大鼻子男人，是一位兼具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二战后，他立志重振“高卢金鸡”的雄风，不愿继续扮演华盛顿的小跟班。戴高乐的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提出了四项外交目标，与中国建交为其中之一。此外，越南的乱局让戴高乐相信，法国重塑国际形象的机会来了。他深信，“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虽然打算主动与中国修好，戴高乐并不情愿放弃法国人的骄傲。富尔被引见给周恩来时，对青年时代赴法留学的后者说“是时候再到巴黎了”。用如此委婉的方式传递信号，正是戴高乐亲口交待的。1963年9月26日，他在给富尔的信中强调：“严格讲，我们无求于人。”

  在给戴高乐的汇报中，富尔也表示，“遵照您的指示，我明确指出我们不是请求者，我们没有迫切的理由去改变现状，只是为明显的异常表示遗憾。”由此，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

  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

  “在铁板上撕开裂缝”

  11月初，富尔带着与中方达成的默契踏上归途。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启动了正式建交谈判。

  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被蒙在鼓里，只能借助媒体的猜测和坊间传闻捕风捉影。直到1月8日，戴高乐才突然通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法中建交问题，达官显贵无一缺席。闭门讨论进行了两个钟头，散会时，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成为法国政府内部的共识。

  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换种更形象的说法，中法建交犹如“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裂缝”。

  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档案称，他“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解密的法国外交档案则显示，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按照戴高乐的指示回复称：“法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14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6.5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他还盛赞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光辉文化，“法国应该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然而，他又颇有深意地谈及，“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面对法国的“背叛”，美国的反应则如同青春期少年的家长：既对其日益壮大的独立意识心怀不满，又因为不想破坏“家庭团结”而无法公然阻止和干涉。1964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感慨：“我们同法国的关系犹如又甜又酸的杂拌。”（据中青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