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王明曾一度执掌中共中央最高权力。这年10月，他前往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按传统说法，王明1937年回国是被共产国际派回来夺毛泽东权的。最近出版新编《王明年谱》的党史研究专家，用史料否定了这一说法。

  回国本是要当毛泽东的助手

  最近，新编《王明年谱》出版。该书作者、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认为：“王明从1933年就开始准备回国了，一是中共中央要求他回国，一个是共产国际要派他回国，而且他自己也要回国，1934、1935年一直给他安排，但都没有安排成，结果拖到1937年。王明在苏联学的是理论，需要他回去给一些人当秘书、当助手，所以王明回来要当毛泽东的秘书和助手，从理论上帮助毛泽东。王明1937年回来基本是基于这个原因，从政治上帮助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为了夺权，至少他也没有想夺权。”

  关于这一点，从共产国际的态度上也能得到佐证。王明启程回国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告诫他，“你是共产国际的书记之一，但不要以共产国际书记身份出现，要尊重国内同志，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推选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并强调，“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斯大林交给王明的使命

  王明此次回国，除了上述原因外，还肩负着重要“使命”。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斯大林却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当时，苏联在西线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对头，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苏联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为此，斯大林把宝全都押到国民党政府身上。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斯大林最为忧虑的，于是决定派王明回国。在斯大林看来，只有王明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况且，季米特洛夫也叮嘱王明：“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对唯书唯上的王明来说，其回国的使命就不言而喻了。这也正是他随后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重要原因。

  在党内造成严重分裂

  1937年11月底，王明夫妇来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不久，王明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把持了长江局。李德曾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1938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不久，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却一再阻拦，不予登载。王明这种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严重分裂。

  受批评后极力赞扬毛泽东

  1938年7月至8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

  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中共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由此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而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后，王明为扭转被动局面，极力地赞扬毛泽东。1940年5月，他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等在“文革”前后的表现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作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据《世纪风采》、《新京报》、《王明中毒事件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