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问题的说法，比如为了“面子”，中国不仅不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求助，反而是勒紧裤腰带还债；为了工业化，漠视生命，坚持增持黄金、外汇储备。其实，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

  毛泽东完全同意进口粮食

  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一直对外净出口粮食。1960年上半年，国内粮食短缺的困难已很突出，但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农村灾情的上报严重滞后，1960年国家粮食净出口达250万吨以上，加重了灾情。在1960年底，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进口粮食，成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的必然举措。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提出“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周恩来于12月5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20亿斤，更好。”

  粮食对外贸易的政策，由过去为加快工业化而出口粮食，转变到为了救荒而进口粮食。并且，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年12月底，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粮食进口一直极其保密

  对于粮食进口，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不仅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还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极其保密。国家委托与外商联系密切的中资企业香港华润公司操办粮食进口。

  当时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军火及战略物资的禁运， 但不包括粮食这类生活必需品。1961年我国进口的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中国出口粮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直接从美国进口粮食。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口气，可能还要涨价”。陈云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可否通过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不久，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进入中国。

  只接受了蒙古国无偿援助

  有论者提出，当时中国出于“争气”、“面子”等因素，有意不从苏联进口粮食。其实，1961年中国曾主动向苏联提出进口粮食。这年8月22日，周恩来会见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米库金时询问：“如果苏联能卖给我们粮食，我们提出一个办法，请苏联政府研究。”苏方经过研究，于10月回复：由于苏联粮食也很困难，无力向中国出口。尽管中国没能从苏联进口到粮食，但还是以“借用”方式从苏联周转到粮食应急，这包括50万吨糖、30万吨粮食。

  当时，中国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美国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立场。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蒙古国主动提出无偿援助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称，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首饰炼成银块换外汇买粮

  国家在1961年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需5亿美元，占当年国家进口总额三成多。而19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为筹措外汇，支持粮食进口，国家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统计显示，中国的黄金储备由1959年的400万盎司，下降到1962年的300万盎司。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透露，为了进口粮食，“人民银行把存的首饰银器等交到冶炼厂炼成银块出口，还拿了相当大量的黄金出口”。

  1961年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如李先念所指出：“（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维系了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据有关数据，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粮食贸易有力促进了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据《百年潮》、《跌荡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