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和孙子之间的一场潜在对话可能有助于让人明白，中国在与违背其意愿的亚洲邻国之间的争吵中，为什么采取现在这种傲慢的态度。这完全是为目标观众，特别是中国的老百姓，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方式。

想想吧。与“蛮夷”谈判更多的是单调乏味，而非荣耀。外交过程是枯燥而乏味的，而且是逐步取得并不明确的成果。对于举足轻重的人来说，外交点燃不了太多激情。交战则是短暂而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胜利，其成果也立竿见影、明确具体。这是民族自豪感的焦点。因此，中国的表现就显得充满矛盾。它既希望不用开战就实现目标，又希望收获可以从战争中获得的宣传效果。

因此，北京在国际争端中悄悄地为所欲为就不够了。它希望被看成是迫使别人按照它的吩咐行事。

对于达成协议来说这也是一种不严谨的方式。不遗余力地让别人尴尬不是一般的外交惯例，因为外交惯例的黄金法则是永远也不要羞辱你的对手。引申的做法包括不要声张，不要对抗。然而遵循这些规则需要一点感情移入。过去的经典著作里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官僚在与邻国打交道时故意把问题弄得复杂。例如，孙子认为一位君主或者指挥官“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不可否认，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逻辑。历史上也偶尔出现过希特勒这样就喜欢打仗的人。然而，头脑清醒的领导人更愿意不通过武装冲突实现他们的目标。谁会反驳孙子？中国共产党的要人们不会，克劳塞维茨也不会。所以，认为北京无意开战——就像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经常说的那样——是对的，但也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对于孙子来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中是有隐藏的困难的。一个从来不打仗的指挥官，无论他的战略最终多么成功，桂冠也不会戴到他的头上。和平的缔造者或许是受人尊敬的，但国家不会为他们举行挥舞着彩带的游行。与战争相比，签订条约就是缺乏勇气的表现了。它们带来的政治收益是不一样的。

罗马的皇帝有了面包和竞技场就可以赢得大众的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有钓鱼岛和斯卡伯勒礁（即我国的黄岩岛）。人们怀疑中国外交上的蛮横态度是得到公众认可的。（据《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