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性腐败成村官敛财大宗

  “村官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员或公务员，主要指两个组织的成员及负责人——即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少数情况下，也包括村会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告诉记者。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看，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支书则是各级党组织联系9亿农民的“神经末梢”。他们大多没有公务员编制，“有公事是干部，没公事是农民”。在一些纪检干部眼中，他们“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两头不靠”，但权力的“含金量”却非常高：管理村务资金、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申领惠农补贴……这些，都是村官腐败的“切入口”。

  村官腐败，在不同地区形态各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一些“城中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而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则主要集中在截留惠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上。

  另一种形态，更容易成就“身家千万”的村官。那就是资源性腐败——从村集体的土地、矿产和林业等资源中牟利。

  对村官的“监督之眼”去了哪儿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其他村民自治法规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有学者将对村官的监管概括为“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来自村民的自下而上监督，首先“阻力重重”。“现在，‘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支振锋说。

  “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加剧了这种监督困境。”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农村政治学专家程同顺补充说。“农民又往往担心打击报复或不愿得罪人，而不愿、不敢监督。”

  来自同级的监督，同样显得“疲软无力”。在一些农村，拉动基层发展有“三驾马车”之说——党组织（党支部）、自治组织（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但“三驾马车”多由一套人马运作：有的村官身兼数职，可谓集党务、管理权和财权于一身；有的村官，把会计等职位弄成自家亲戚担任，导致“打白条”、“自批自支”现象泛滥。

  来自上级的监督，有学者用“状态尴尬”形容。

  对村党支书的监督，来自纪委的“党内监督”也常面临“难以落实”的困局。“由于村官级别有限，级别高的纪检部门对村官腐败问题，有精力查处的少；而县级、乡镇级纪检部门，与村官基本上互相认识，属于‘利益共同体’，一般不愿受理这样的举报。”

  于是，老百姓很容易看到，很多村官“上台容易下台难”。一些人不惜贿选收买人心，一旦赢得选举，就忙于大肆贪腐以“收回成本”。有的村官任职几十年，腐败连连，却很少遭到罢免。

  “政经分离”或是釜底抽薪之策

  对怎么给村官套上“紧箍咒”，各地一直在摸索。

  落实《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务公开制度，是较为传统的一个。无论土地征用还是惠农款发放，村官在“二传手”角色下，难免“暗箱操作”。村民无从知道土地征用数量和补偿款数额，大宗腐败便由此滋生。

  “城市化让农村管理变得更加复杂，”深圳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马敬仁说，“审计进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官联手制造财务“黑洞”。

  来自村民的监督智慧，不可忽视。2008年，四川马岩村曾创造了“五瓣梅花章”来先行审计村财务，赢得舆论关注：五位村民监督员各持公章的一瓣，村里的每一项支出，须由五人一致同意才能报销。“为了解决村民‘想监督又不知如何监督’的困局，近年，村务监事会也是一个创举。”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项继权教授说。

  2007年，村务监事会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芳心村试点。在县、镇的支持和组织下，村民选举老干部、老模范和老党员等委员组成独立于“两委”之外的村务监事会。监事会成员提前把村里的一切大事告诉村民，在广泛收集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对村委的决策和财政进行监督和公示。

  但项继权认为，最可能釜底抽薪的，还是“推行‘村社分开’”，即削弱村官与土地等资源的天然联系。在广东南海，正探索将村委会的自治职能——包括社会服务职能，与对集体经济的管理职能分开。村居委会成员不得兼任村集体经济的负责人，传统意义上的“村官”只专注于基层自治和公共服务，村居集体经济则引入“职业经理人”管理。

  “把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管理独立出来，交给类似‘股份社’这类经济组织。村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就变小了，监督成本就会大大下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说。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