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脱离党组织是根本原因

  让叶挺觉得难以履行职责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动脱离了共产党。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不公正批评，离开党组织，在海外度过了十载流亡生活。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叶挺与脱离了多年的中共取得联系。1937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但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战略方针都由他们制定。党外人士叶挺想要成为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是项英无法满足的。叶挺也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在1938年6月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商议军政问题。但只要叶挺与中共的关系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仍然只是一个党外盟友，对新四军决策层不可能进入太深。况且项英还是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继续位居叶挺之上，叶挺依旧感觉无法行使军长应有的职权。

  回家乡另外拉起一支武装

  1938年7月28日，项英前往延安参加会议，过了约一个月，叶挺发电报给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职。在周恩来等人的挽留下，叶挺坚持了一个月，9月30日他发电报给项英，说“我拟于下月初”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项英随即从延安赶回皖南。

  项英还在路上的时候，叶挺也离开云岭去外地，走前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的方丈”。10月22日，项英回到了云岭。第二天叶挺也回到了军部。项英主动去拜访叶挺，劝他打消辞意。但叶挺去意已决，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广东组织武装打游击。可能是因为“不能改变现行制度”迁就叶挺，在这之后，周恩来等人并不坚持要叶挺回新四军。叶挺离职后回到广东，国民政府广东负责人余汉谋立刻委任他官职，叶挺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装。蒋介石害怕这支队伍成为第二个新四军，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中共方面表示，要另行委派新四军军长。

  “一把手”仍难参与关键决策

  蒋介石再派一个军长来，只会是个反共分子。延安忙致电周恩来，让他把叶挺约到重庆谈话，“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在1939年1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把项英和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的职务颠倒一下，“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书记处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并指出项英可“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周恩来告知叶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委员会的新安排，并要同去皖南送他回工作岗位，叶挺终于同意重归新四军。

  但只要叶挺和中共的实质关系没有改变，就不可能真正参与中共对新四军的关键决策。这年9月，叶挺为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去了重庆，因为蒋介石不肯增加新四军军费，他第三次提出辞职，才换来国民政府多拨了一些经费。心绪烦乱的叶挺去了香港、澳门，明确表示不想再回新四军了。项英派人到澳门请叶挺重新工作，叶挺返回重庆，但仍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叶挺在1940年8月回到云岭。

  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次提辞职

  1940年12月29日，叶挺突然给延安发去电报，向毛泽东、朱德提出辞职。这是叶挺的最后一次辞职。项英找到叶挺，弄明白叶挺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的电报。

  收到26日电报的时候，项英曾犹豫过要不要拿给叶挺看。电文内容十分严厉，向党外的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如果不给叶挺看，日后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误会。况且这份电报事关转移北上的大事，不能不让军长知道。此次中央来电虽然是批评新四军的领导，但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项英，与置身党外的叶挺的关系可以说不算很大。想过这些，项英决定把电报交给叶挺。事实证明，他起初的担心并非多余。

  叶挺告诉项英，自己辞职不是要逃避责任和斗争，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他既然无能力担负起对全军的责任，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作抉择。项英忙向他解释党对他的信任，谈了一个上午，叶挺终于“暂时打消”辞职之意。此时离皖南事变的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据《中外书摘》、《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