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庐山会议，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秀才”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与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掌握某个所谓“高产丰产”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下达，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田家英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上庐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引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不快，两人发生争吵。在开小组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明确判定谁是谁非。

  李锐和柯庆施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据李锐回忆，1958年5月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在上海召开，制订次年“跃进”计划，华东地区钢指标涨到600万吨。李锐泼了冷水，认为电力无法保证，令柯庆施很不满。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远超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959年一二月间，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进行蹲点调查。2月26日，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其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声。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左”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在庐山会议前一阶段，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一些弊端。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发生了争论。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乔木和曾希圣

  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争论上。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多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原来指定5个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从17日起，在讨论《议定记录》时，一些人有意见主要集中在胡乔木执笔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上，认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缺点写得很具体，这样传下去要泄气。曾希圣对这一段写法不满意，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说：“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我不承认……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

  在庐山上与“秀才”们发生纷争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地方负责人，还有其他人。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们对“大跃进”及纠“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秀才”们另一个坚持纠“左”的表现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表示了支持。反观一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错误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面对“秀才”们积极主张纠“左”，起而反击。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秀才”们与彭德怀并列，说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对毛泽东来说，一方是他身边的人，一方是“大跃进”的倚重力量，在纷争的前期，他没有轻易表态。但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反右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败。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他几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据《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