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当年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中共中央开始要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下，至70年代末，共有1200万-1800万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当初全然不同，电视上出现了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加里森敢死队》故事设定在二战末期，为了反击纳粹，美国军官加里森从监狱里找了一些各怀绝技的囚犯：精通8门外语的骗子、会玩刀的偷车贼、能开保险柜的强盗、幽默的神偷，他们成为中国青年模仿的“时尚”对象。私营经济的兴起、邓丽君的流行、女生开始穿裙子，这些社会新兴事物的出现，无不挑动着青年人的欲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猖獗一时，在街上公然抢劫、凌辱妇女。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国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即使没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年耳濡目染，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文革”期间的武斗骇人听闻，看过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人肯定对小说里的投石机印象深刻。从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乃至坦克车，都成为各派红卫兵“对战”的武器。后果最为严重的1967年重庆杨家坪武斗，双方动用了军舰、大炮、火箭等，造成1170人死亡，600余人失踪，3000余人受伤。

相比于武斗，近乎明抢的抄家更是常见。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红卫兵私设公堂，拷打“犯人”，脑海中从没有过“法律”的概念。    （据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