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创作领域，浪子文清的作品以鲜明的乡土特质与情感表达形成独特风格。作为籍贯湖北阳新县的作家，其漂泊三十余载后归乡的人生经历，使其以故乡白浪山、邓通府为核心创作载体，构建了兼具鄂东南地域特色与人文内涵的文学世界。其创作涵盖诗歌、散文等体裁，融合书法艺术的气韵与文学哲思，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泥土美学”创作风格。本文从创作转型、乡土书写、乡愁表达、艺术风格及文学史价值五个维度，对浪子文清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时代意义进行客观梳理。
一、创作转型：从“诗人印章”到“泥土温度”
浪子文清的创作生涯呈现阶段性特征，中年时期的精神“还俗”是其创作历程的转折点。这一转型既包含地理空间上的归乡，更体现为创作理念与生命态度的转变。
在组诗《泥土的温度》中，“把‘诗人’的印章轻轻卸在村口老槐树下”的表述，成为其创作转型的标志性意象。这一书写象征着其主动剥离身份标签，摒弃诗意雕琢，转而聚焦“沾着晨露的锄柄”“翻涌的泥土”等现实生活物象，使作品脱离情绪矫饰，扎根于生活实践。
浪子文清三十余年的漂泊经历为其创作转型积累了独特的情感基础。漂泊期间，其作品多以“酒馆灯影”“异乡桥洞”“月亮”等意象为载体，记录孤独漂泊的生命体验；中年归乡后，创作意象发生显著变化，从“月光”“乡愁”等抽象表达转向“锄柄”“瓦罐”“土灶”“馒头”等具象日常生活物象，标志着其创作从“抒写乡愁”向“体验乡愁”、从“怀念土地”到“触摸土地”的深化。
从文学创作传统来看，浪子文清的“还俗”式转型与陶渊明“归园田居”、梭罗“瓦尔登湖实验”存在精神呼应，同时具有当代特征。陶渊明的归田书写侧重对官场的疏离与精神超脱，梭罗的创作偏向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而浪子文清的归乡则是漂泊半生后的灵魂安顿，体现为“写乡愁”到“过乡愁”的转变，其作品中呈现的生活状态，蕴含着历经沧桑后的状态与生命和解。
二、乡土书写：直面变迁的现实主义表达
浪子文清的乡土书写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特质，区别于传统乡土文学的诗意化呈现，以直面现实的态度记录乡土变迁过程中的状态与困惑。
散文《故乡的烟火》中对村东头三百年老樟树的描写具有代表性：“树皮褶皱如老人面部皱纹”，树干留存“曾祖父刻画的年份痕迹”与“父亲测量身高的铅笔印”，将家族三代生命轨迹与树木生长相联结，使老樟树成为乡村时间记忆的载体；文中“清晨薄雾绕树，树影移至井台时便有淘米声与吆喝声”的表述，进一步赋予老樟树乡村作息“天然时钟”的象征意义。这类对乡土物象的刻画，既承载个人记忆，也折射出乡土文化的变迁轨迹。
在地域书写的比较视野中，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侧重诗意牧歌式表达，汪曾祺的江南书写凸显闲适从容的生活气息，而浪子文清的白浪山书写则聚焦乡土裂变中的细节呈现，如“黄花菜探出脑袋”的生机与“荠菜消失，水泥地蔓延”的生态变化形成的对比。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将自然抽象为精神寓言的创作路径不同，浪子文清的乡土书写更侧重记录生态变迁的具体现实。
对乡土风俗的记录是其创作的另一特色。《炊烟起处便是故乡》中，既区分了“王婶家松枝烟笔直上升、自家烟旋转飘动”的形态差异，也记录了母亲将炊烟解读为“灶王爷伸懒腰”的民间说法。这类风俗描写，既具备民俗记录的文献价值，也在风俗消逝的书写中体现出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关注。
三、乡愁表达：从“地理故乡”到“精神故乡”的升华
浪子文清的乡愁书写突破传统乡愁文学的浪漫化怀旧模式，呈现出现代性特征与多维度表达。其对故乡的情感经历了从“逃离”到“眷恋”的转变，相关表达在《回不去的故乡》《蛙鸣里的乡愁》等作品中均有体现。
《回不去的故乡》中，作者将年少时对故乡的逃离表述为“视农门为锈迹斑斑的铁笼”，记录了“选择最远城市工作，火车远离时心生畅快”的经历。这种逃离心态源于贫困与劳作的艰辛体验，文中“夏季耘秧穿长袖弯腰拔草，稻叶划伤脸、汗水入眼刺痛”等细节，还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中年之后，对故乡的情感逐渐转变为眷恋，《蛙鸣里的乡愁》中“在城市挤地铁、加班时，下意识关注菜市场带泥青菜”的描写，通过城乡生活对比，使乡愁从地理空间的怀念升华为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其乡愁书写的当代性，核心在于捕捉到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当“地理故乡”面貌发生变化时，“精神故乡”的安放成为普遍命题。《离不开的故乡》中“霉豆腐的香气”与“陌生小孩的目光”形成的反差，超越了传统乡愁的浪漫化表达，直面当代人故乡认同的现实困境。
艺术表达层面，浪子文清通过多感官描写增强乡愁的可感知性。《又闻稻花香》中捕捉“柴火香、稻花甜香”的嗅觉体验，《炊烟起处便是故乡》中记录“铁锅碰撞声、青蛙叫、石碾咕噜声”的听觉元素，《回不去的故乡》中描写“田埂泥土冰凉、蚂蝗滑腻”的触觉感受，这种多维度的感官书写，提升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四、艺术风格：微观叙事与诗性语言的融合
浪子文清的作品形成了“微观叙事与诗性语言相融合”的艺术特征，既保持了生活的真实质感，又兼具文学表达的韵味。
叙事策略上，其创作以微观视角切入宏观主题，聚焦乡村生活的细节场景。《回不去的故乡》中记录父亲处理蛇肉的过程：“挂蛇于枣树蹭破皮（疤痕留存）、用缺口菜刀剥皮、借豁边鼎罐炖煮”；《故乡的烟火》中描写母亲“竹篾篓子断角用麻绳捆扎、解头巾兜装野菜”；《遥远的炊烟》中关注“铁锅油垢、石碾稻壳”等器物细节。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使叙事呈现出“纪录片式”的真实感。
语言风格方面，结合诗人与书法家的双重身份特质，其文字既保留口语气息，又融入诗性节奏。如《泥土的温度》中的表述：“正午的太阳晒得脊梁发烫，我坐在田埂上，啃一口凉透的馒头”“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山风穿过树林，那声音不像诗里的呼啸，是温柔的呢喃”。这类直白自然的表达，未作刻意抒情，却将归乡后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体验融入文字之中。
此外，作品中频繁出现“啥”“小兔崽子”等鄂东南方言词汇，以及“你说怪不怪？”等口语化对话形式，既增强了地域文化辨识度，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五、文学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浪子文清的创作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具有特定定位与价值。结合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实践，其作品既延续了传统乡土文学的精神脉络，又以直面现实的书写呈现乡土变迁的时代特征。
在创作路径的比较中，其作品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同属当代乡土书写范畴，但叙事取向存在差异：刘亮程以哲学化笔触构建精神原乡，浪子文清则以写实手法记录现实乡土的演变轨迹；与李娟的牧区书写相比，李娟以“在场”视角呈现游牧生活的场景，浪子文清则锚定鄂东南“邓通府”这一特定地域，侧重通过“微观生活切片”展现乡土风貌与变迁。
其创作的当代意义首先体现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据相关反馈，已有乡村小学教师将其文章用于乡土教育实践，认为“用他的文章教孩子们认识家乡，比课本更生动”，显示出作品在乡土文化传播中的潜在价值。相较于刘亮程作品侧重引发思想层面的思考，浪子文清的创作更贴近日常生活场景，易成为乡土文化传承的媒介载体。
其次，在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其作品对土地、故乡、根脉的书写，回应了当代人对稳定性与归属感的精神诉求，为现代人提供了情感慰藉与文化反思的文本载体。其创作实践表明，文学的诗意可源于日常生活实践，泥土的温度、母亲的炊烟、田埂的月光等生活化意象中，蕴含着生命本真的表达。
浪子文清的文学创作以乡土为根基、以乡愁为脉络、以人性为核心，构建了具有精神内涵的文学世界。其以笔为载体，深耕故乡土地与传统文化资源，将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诉求融入创作，形成了兼具现实质感与温度的文字表达。从中年转型到归乡书写，从“诗人”身份的剥离到“泥土美学”的构建，其创作历程体现了文学追求与文化立场。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浪子文清的作品如扎根大地的树木，既记录着个人与家族的成长轨迹，也承载着乡土文化的传承脉络。其创作不仅为当代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实践样本，也为现代化浪潮中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思考与启示。随着创作实践的持续推进，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影响有望进一步拓展。 （楚虹 李建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