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诗文中的生命意识体现着魏晋名士对于自然流转和人生无常的思考，其本质是一种生命本体观。魏晋诗文也以其独特的精神风度和浓厚的生命意识而受到后代文人墨客的追捧效仿。通过对魏晋诗文中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探索魏晋时期生命意识与自我话语的本质及其对于后代文人的价值影响。

魏晋风度下生命意识的觉醒

动荡时期有非常之文。在魏晋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社会长期陷入混战割据的动荡局面，魏晋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灾难和痛苦的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连年战乱带给贫穷百姓的只有朝不保夕的悲苦命运和亲友分离的肝肠痛断。极端的“白色恐怖”也使当时的士人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无不感慨着“天道如何，吞恨者多”（鲍照《芜城赋》），他们同样也在为生存而焦虑着，或选择像“二十四友”那般趋炎附势，望车尘而下拜，或依违两间，或秽迹深藏⋯⋯在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相较于传统儒家的繁文缛节，以何晏王弼开创的玄学风气更受到时人的推崇，由于他们无法对外界做过多地干预，因而他们开始表现出略事功尚精神的倾向，大胆探讨宇宙和人格的本体，更加注重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这使得生命意识逐渐觉醒，也间接倒逼文学意识在魏晋时期逐渐走向了自觉，开始表现出文学“自觉”。

魏晋诗文生命意识的具体表现

一是建安文学中的生命思考。以三曹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创作出了不少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其中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以酒为开篇道尽了人生苦短，人生究竟有多长啊？就犹如晨露一般转瞬即逝，何况消逝的日子已经很多了！这也颇有一股“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味道。诚然，生死看淡犹如“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玄学观念给时人提供了一种摆脱生存困境的无奈之举，人固有一死，俯仰天地之间，人也不过是万千宇宙中微小的尘埃罢了，面对因感慨生命短促而产生的忧生意识，曹孟德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削平叛乱、建功立业。“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同样也隐含了这个时期生命意识的空前觉醒。天地无穷无尽没有终结，阴阳之间相互流转不断更迭，人处于世间的久暂就好比忽然间狂风肆虐，尘土飞扬一般。地上的尘土就犹如个体的生命，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歇，而我们能做的莫过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在我看来，三曹中对于生命之悲最具有独特感慨的那还得是曹子建。他悲在因肆意放纵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谓一失足而千古恨；凄凄惨惨，即便“才高八斗”空有满腔豪情壮志也无处施展，整日在周遭的猜忌中痛苦度日，试想子建当时亲眼看着身边朋辈因他而受株连、骨肉相残以致“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自己就犹如关在藩篱里看着同伴相继被宰的羔羊一般，心中必定是极端的忧寂痛苦，因而才会留下“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的忧生感慨，这不仅是子建一人的人生悲歌，更是魏晋士人们的集体悲歌。

生命之思考同样也折射在建安士人对于人生价值的实现上，具体表现在以立功立言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倾向。曹操父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一改往日的“举孝廉”，以“唯才是举”深受士人追随，使之文风呈现出“慷慨经人气，磊落以使才”之象，呈现自然通捝的创作倾向。“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王粲《登楼赋》）就是建安文人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日月星河流转不息，什么时候这乱世之道才能安定太平？我期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统一安定，这样我才能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而非焦灼于自己像匏瓜一样白白悬在庖厨里而不被食之，畏惧于自己像已挖好的井而没人来打水。建安文学中不乏有许多类似这样毫不隐晦表达自己想要以立功立言实现人生理想的诗文，我认为这些也是建安士人对于个体生命意识的灵魂拷问。

二是正始文学的生命情调。正始文学中蕴含着浓厚的重生恶死基调。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大兴，名士们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旗杆，在行为方面热衷于服用五石散，养生论兴起，加之此时期西晋谋划篡位，大肆屠杀异己，社会动荡给士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只能徒劳嗟叹“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司马氏政权也使得“用人唯才”政策幻化为泡影，这也意味着士人经世济民、入世济世理想成了水面上的浮萍，徒有其表，时人处于生死对立的临界点上，面临着诸多抉择矛盾。为此，士人们探其渊薮，找寻到了新的精神慰藉法——对生的珍视和对死的恐惧。

其中的一个典型即竹林七贤之嵇康所作《幽愤诗》，这首四言诗读来诚然令人唏嘘不已，他因吕安事而莫名深陷囹圄，悔恨交加。“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我本想尽量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谤议却纷至沓来、海沸河翻。我的本性其实并不想伤害外物，但怨言憎恶却频频招致。这次锒铛入狱的经历使我心中内疚不堪，让我不禁省查克治，勖勉今后遇到褒贬必定心如止水。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嵇康并非一心赴死，他是想活命的！我想他临刑东市，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也是对死的无奈之举吧！《卜疑集》作为嵇康为数不多的赋，表现了他在短暂生命中的人生追求与生活情趣。卜疑即占卜自己的去向，将何去何从呢？赋中的“宏达先生”在我看来就是嵇康人生追求的缩影，他的生命情调即“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物，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这种庄子式崇尚自由的生命追求相较于之前的诗文可算先例！陈留阮籍的大人先生同样也表达了与礼法之士截然相反的人生态度：“今吾乃飘颻於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飧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於万物，岂不厚哉”！《大人先生传》，由此可见，竹林文人的生命意识大多表现于因恶死，所以重生，但生则强调外表假披玄学的大衣，掩饰得多么超凡脱俗，本性实则偏执于人生追求，这种矛盾使之非常痛苦，以致此时期的士人只能以酒来麻痹自己，来标榜性格上的任性放浪。

魏晋时期的死亡意识也颇值得我们关注。《世说新语•伤逝》篇中就记载了许多时人缅怀死者，表达哀思的行为，例如曹丕学驴鸣以表达对亡友的哀思、临尸恸哭等等，当时人遇到个体的死亡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惋惜，以此来感慨生命短暂，思考人生的出路。

三是两晋文学的生命释然。两晋时期玄学清谈之气蔚然成风，东晋时政权偏安一隅，出现了一批玄言诗人，此期的文学创作表现出远离现实生活，质性自然而不被外界所束缚，时人也开始利用玄学消淡生命意识，故我称其为生命之释然。

郭璞的“灵犀可潜盘，安事登云梯。”虽以游仙诗为题，但实则为隐逸之诗，咏怀自己的人生观念。陶渊明的田园隐逸生活超越了之前玄言诗人的空谈，走向了实际体验。正因为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故而能够在田园生活中感慨“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他是实打实地在践行释然生命意识，隐居山林，做好自己！

两晋时期的王羲之对生命观做了这样的阐述：1.从空间观上，他认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宇宙的浩大、物种之繁多对生命的价值作出了理性思考。2.从时间观上：“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指出了古今时空碰撞的巧合。3.从生死观上：“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指出我们要敬畏生命，珍惜宝贵的时光而有所作为。

魏晋诗文生命意识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是文学自觉倾向。笔者认为魏晋诗文中主动地去抒发自己对于生命、人生的追问思考的创作倾向，使得原本属于“六艺附庸”的文学逐渐地走向了自觉，人们重新开始认识文学的功能。魏晋时期摆脱了汉代多以“诗言志”为创作动机的政治化、工具化倾向，加之此时儒家思想对社会个体的约束力下降，玄学思想大兴，使得诗歌创作更加注重“诗缘情”，在作品中，表现出了“文的自觉”，在个体人格中，表现出了“人的自觉”。但不得不提的是，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这也使得我们要更加思考“文”与“人”的存在条件及其二者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是文学艺术化倾向。建安时期一些表现浓厚生命意识的诗文使之文学呈现出慷慨尚气的特点，出现了文学艺术化的倾向。萧统《文选》虽继承了传统的的文学政教功能，但文学创作的情感化、艺术化在其收录中也得到了丰富的展现。人的个人情感价值得到了极度肯定，从而使得文学艺术化倾向渐趋艺术化。

最后，是自然之风—田园诗派的开创。《文选》所收录之诗大幅表现了人在纵情山水时的闲适心理及其对自然的陶醉热爱之情。在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的过程中，魏晋文人不断地体悟思考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其哲理性论断，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独特境界。魏晋时期陶渊明等对于生命意识思考的诗文也为后世开创了田园诗这一主题，并为后世唐代的山水田园派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在魏晋诸诗文的字里行间里，读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生命意识，他们纵横于诗酒宴饮中，突破了外在世界的束缚，将思想的焦点由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转移到了人内在的主观心理世界，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正如宗白华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自然之美的发掘得益于魏晋文人对于生命意识的真切关注，从此也开创了前代文学所没有的田园诗派，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艺术宝贵精神宝库，文学价值可谓是深远且别具一格。（福建省三明市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汪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