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农活中的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精通，特别是他长期练就的一手打草要（“要”译音字，用手工制作的草绳）绞（方言，读如“各”，下同）耙纤（方言，读qiàn，下同。用两股粗麻绳绞合而成的纤绳，似大拇指一般粗，用以拉犁耙）的拿手活，别说村里，就是四乡八邻也无人能及。

  在农村，草要的用途十分广泛。收割稻谷、麦子、芝麻、油菜时，要用它捆扎作物；稻谷、麦子、油菜脱粒后，又要用它捆扎秸秆……

  打草要，是一件纯手工活，其质量的好坏，全凭一双手的拿捏把控。

  一般人打草要大都是一只手随意地拉扯出一小股稻草来，另一只手轻轻地纠（方言读“jiù ”，译音，缠绕的意思）几下，便完事了。这样打出来的草要，往往是粗细不一，毛毛糙糙，松松垮垮。使用的时候，抻开容易散，绷紧容易断。

  父亲打草要从不粗制滥造。尽管打草要是个计件的活儿，他也从不只求数量而不讲质量。他是个做什么事都认真的人，就连打草要这类手艺活，每一个环节他都半点不敢马虎。

  有些人在打草要之前，往往是把稻草随意抖两下就算了，我父亲则不然。他总是要把稻草抖开，抖得松松散散的。然后，再往草堆喷上少量的水。他不用手浇，而用嘴喷，喷成雾状，这样才能喷得均匀。他总能把用水量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喷少了，不能让稻草松软；喷多了，打要时，手就会打滑。

  准备工作做好了，父亲搬来一只小板凳坐到草堆前，就开始打要了。他先用左手把稻草均匀地拉扯出一小股来，把握好粗细后紧紧地捏住，再用右手把左手分配过来的稻草纠缠成条状，纠在手上，纠成如戒指一般大小的一个环，然后把中指套在“环”上，纠两三个圈后，再过渡到将四个指头并拢成弧形，一圈一圈地纠，先纠成碗状，再纠成筒状，直至纠成如一只大茶杯一般粗，一般高，一只草要便纠好了。

  父亲打的草要，外表上光溜溜的，就像一件织工精细的毛线衣的袖口一样。

  他打的草要，既结实又漂亮。单个地看，就像是一只圆柱形的杯子，若是将十几只排列起来，拼成一个圆盘，挂在屋梁上，就像是一盏中式双层大吊灯似的。

  绞耙纤，我父亲也是一把好手。

  绞耙纤，先要搓好麻绳。

  搓麻绳也是个精细活。麻绳用两股麻线（一股麻绳由若干根麻线组成。我们当地把一根麻线叫做“一皮麻”，“皮”，译音，量词）搓成。两股麻线的粗细要基本上一致，如果一股粗，一股细，搓出来的麻绳就会此肥彼瘦，比例失调，没有看相。

  一根麻绳要用许多根麻线才能搓成，而每一根麻线的长度则是有限的，当一根麻绳快要搓到头时，就要续上粗细相当的麻线，这个“续”就是将对接的两端紧密地合二为一。这一过程把握得不得法，对接的部位就会出现臃肿。这样的麻绳不但有碍于观瞻，还会因此而发生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断裂的现象。

  这是一个很多人不够重视的细节。

  为了让对接的两端连接得天衣无缝，我父亲总是细心地将两端的接头部分先捻散，捻柔，再将其交叉地捻为一体，然后才继续搓，这样搓出来的麻绳，你的眼力再好，也看不出一点“接头”的痕迹。

  麻绳搓好后，就可以绞纤耙了。

  父亲通常是把麻绳的一头系在一棵大树的主干上，一头攥在手里。并将攥在手里的这一端系上一根结实的小木棍后，将麻绳绷紧，不让它松弛，再将手里这一端的绳头套在一种叫耙扒筒（译音）的辅助工具上。这个耙扒筒像一张带把（读如坝）的弓，把上套有一个小竹筒，作摇手柄使用。耙扒筒的另一头套牢麻绳后，就可以握住“摇手柄”不停地“纠”（jiù，转圈）。“纠”的时间越长，麻绳的两股就会纠缠得越紧，“纠”到一定的程度后，再在麻绳之一半的地方，将其一分为二，由一根折为两股。然后，父亲就一只手牢牢地绷紧套在树干上的一股，一只手将另一股往绷紧着的那一股上使劲地绞，绞一下，停一下，一寸一寸地绞，反反复复地绞，如此这般，大约需要持续两三个钟头才能完工。

  绞纤耙使的是暗力，除了要有过人的臂力，还要有很好的耐力，一般人是做不来的。

  父亲的刀上功夫也是十分的了得。无论是柴刀，镰刀，菜刀，他都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父亲斫柴时，总是紧贴着地面下刀，柴也好，草也好，一根不留，一片连着一片，斫得干干净净；连柴篼草篼也都斫得与地面一般的平整。在他斫过柴的地方，打着赤脚也可以在上面行走。

  当年，一些生产队往往在靠近公路边的田墈（读如“旷”）地墈上刷标语，我父亲用柴刀斫过的田墈地墈不用再平整，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用排笔蘸石灰水书写。

  在父亲收割过的稻田里，几乎每一棵谷桩的长度就像是用尺子量过似的。远远地望去，就像阅兵方阵里士兵的身高一样，横看一样长，竖看一般高。

  父亲切出来的腊肉，蒸出油后，薄如蝉翼。每年年饭桌上的一碗码得像宝塔一样的豆腐渣蒸腊肉，白（白的是肥肉）里透着红（红的是精肉），红里夹着白，是肉食品，又是艺术品；饱口福，又饱眼福。这道菜，至今都还令我回味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