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华文明当代复兴并走向世界的时代，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哲学基础”或“哲学背景”的含义包含较广，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回答，一个是哲学思维与宇宙观的方面，另一个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方面。本文专就前一个方面，即哲学思维与宇宙观的方面来论述。

  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农业在华北和华中两地最先发展，成为中国文明的基础。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不同文化区域的多元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长江文化为主体，联结周围区域文化的格局。故中国文明由多元的区系文明不断融合而成，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的文明为核心，与周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商代的文明已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华夏文明中心的结构，并显示出文化的中国性。从夏商周三代文明来看，中国文明地域的广阔和整体规模的巨大，是与其他古文明很不相同的一个特色。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融合也达到很高的程度，黄河流域的居民形成了华夏族，并与四方的夷、狄、蛮、戎集团不断融合，到秦汉时已达到6000万人口而成为汉族。中国文明的连续与扩大有多种原因，其中有内部的文化因素，如祖先崇拜，宗族、国家的同构等。

  美国汉学家的观点

  已有汉学家指出，要了解中国文明，就必须理解这一文明的思想根基。他们的做法是追溯到中国文明形成之初，寻找当时建立的思维和观念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呈现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在这些核心要素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了解中国人对时间、空间、因果性、人性的最基础的假定。这些世界观被认为与中国文明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密切相关。

  这种重视中国文明形成初期基本观念的看法，隐含着对于中国文明整体长久连续性的肯定，因为，如果这个文明是断裂的、异变的，仅仅关注文明形成初期就没有意义了。史华慈（美国当代著名中国学家）指出，过分重视早期文明时代往往受到批评，因为轴心时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之间，中国历史发展中各领域都一直发生着重大变化。然而，他强调，中国历史的那些变化确实需要置于一种文明框架中来看待，因为中国文明的框架并没有出现过西方式的全盘的质的决裂。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总体框架是持久的、连续的。这里所说的文明框架不仅包括外在的制度文化形式，也包含制度文化形式背后的观念特性。那么显然，这意味着作为中国文明的根基，其基本思维观念也是长久稳定和连续的。不过，应当指出，西方汉学追溯到中国文明形成之初，去寻找当时建立的思维和观念对后世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这种做法并不全面，因为文明的特色不仅要看其形成初期，还要看轴心时代，更要看这一文明成熟期的综合完整特色，成熟期文明更能彰显其全部内涵和特色。

  欧洲汉学家的观点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葛兰言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思维》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的存在，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特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汉学家牟复礼则从另一个方向表达他对中国人世界观的看法。他认为，欧美民族认为宇宙和人是外在的造物主创造的，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也都如此主张，然而只有中国文明早期形成期没有创世神话，“这在所有民族中，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原始的还是开化的，中国人是唯一的”。这意味着，中国是唯一没有早期创世神话的文明，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出自造物主之手，而是自生自化的。与此相对，牟复礼提出，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李约瑟（英国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也曾以另外形式作过说明。他把中国古代思想比作怀特海式的对网状关系的偏好、对过程的偏好，而认为受牛顿影响的西方偏好个别和因果链；前者把宇宙过程描述为相互交织的事件之网，后者把宇宙构想为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链。

  与此不同，史华慈认为，中国宇宙论多以出生、繁殖隐喻起源，而不采取创造（创世）的隐喻，这可能与农业文明的表达有关，但更可能是受祖先崇拜的影响。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早期文明没有创世神话，却有很多繁殖隐喻，但这不是由于关联思维，而是由于祖先崇拜。其实，史华慈认为祖先崇拜是中国宇宙论的隐喻起源，只能说明中国宇宙论与农业文明的作物生殖有关，还不能否定关联思维的作用。

  针对牟复礼的中国文明没有创世神话的论断，杜维明（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展开了他的“存有的连续”的讨论。他承认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宇宙论是一个有机体过程的理论，即整个宇宙中的万物是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既相互作用，又同时参与同一个生命过程的自我产生和发展。他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创世神话，只是中国思维更执着于存有的连续和自然的和谐；中国人的宇宙是动态的有机体，宇宙的实体是生命力——气，气是空间连续的物质力量，也是生命力量。

  欧美汉学家观点的比较

  把欧洲汉学和美国汉学加以比较，我们似乎可以说，欧洲的汉学家强调关联性思维的意义，而美国汉学家更注重社会文化（如孝与祖先崇拜）的意义。在宇宙论上，李约瑟强调存在的动态性、整体性，杜维明强调存在的连续性，而实际上中国的宇宙论思维既强调连续性、动态性，又强调整体性、关联性。

  就文明初期的文化形式而言，卡西尔（德国哲学家）注重的是神话思维，认为神话表达的是一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生命的一体化沟通了各种各样的个别生命形式，使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亲族关系。生命的一体性与不间断的统一性这个原则适用于同时性秩序，也适用于连续性秩序，一代代的人形成一个不间断的链条，上一阶段的生命被新的生命所保存，现在、过去、未来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原始神话的交感联系注重情感，而希腊多神论开始用理性来研究人，成为“伦理交感”的形式，它战胜了“生命一体化的原始感情”。可见，关联性有两种:一种是神话思维的原始的关联性，包括巫术式的联想；另一种是哲学思维的关联性，是更高一级的关联性。我们关注的正是后者，即哲学的关联性思维。与历史的维新路径相似，中国的思维发展也包含了这个方面，即思维的发展不是一个战胜一个，而是原始的生命的一体化的原则，被保存在轴心时代以后思想的发展中成为其一部分；但生命交感升华为伦理交感，宗教或神话的交感转变为哲学的感通，在更高的层次上持久地保留了交感互动的特性。因此，神话思维中生命一体化的母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文明的后续发展中、在更高的文化形式中得以保留，并进而成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关联思维在其他文明中也存在过，但在中国的战国后期把神话时代的关联思维发展为哲学的关联性宇宙建构，这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汉代的关联性宇宙建构，在思维上正是承继了神话时代生命一体化的思维而在更高层次的发展，成为中国宇宙观的一个特色。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