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我素不熟识，但一见如故，分外亲切；他们在人群里普普通通，却于细微处散发出不一样的光与热。

  她七十来岁，健康乐观，不卑不亢，一看就知是有良好素养的长者。那天很热，我在新文体中心等待一场演出，这老太太来了，是我从未见过的慈眉善目。“大娘，您孩子呢？怎没陪着一起来？” 她说：“孩子们忙，我没事出来走走。”哦，是出来兜风。我摇我的扇子，喝我的矿泉水，她仍在附近溜达，不时悠闲平静地看着我这边。矿泉水快喝完了，我用眼睛四处找垃圾桶，视线总被人挡住，正束手无策，想随手搁在一旁的花池边上。发现大娘快速走过来，伸出左手说： “给我吧。” 她把瓶子放进右手提着的蛇皮袋，便转身离去。

  两年后的一天，我去新城社区办事，见到一位大娘，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她是干什么的？”工作人员像对人夸自己亲人一样自豪地说：“她呀，你还不知道？是我们社区的菩萨，市人大代表、老共产党员。”这一提醒，就想起了那个拾瓶人。是她！大娘还没认出我，我把那天经过复述一遍，她绽开了会意的笑。“她用养老保险与拾荒的钱赞助着一名县残校的学生，这么大年纪了还坚持说自己有力气养活自己，不要孩子们供养，而且几次拒绝享受低保，说是还有更需要救助的人。”

  望着大娘离去的背影，我眼眶潮湿。一会儿，她转过身，在人行道上静立，给一群放学的小朋友让路，脸上写满了慈祥与幸福。

  再说一位平凡的共产党员老师。从大学毕业到山区教书，已整整30多年，他的时间用在教室、办公室、学生宿舍、校园，却很少用在家里，用到自己儿子身上。这个视教书育人为天职的班主任，当得知家在库区的贫寒学生患有心脏病，需长期服药时，立即拿出钱给学生买药，发动师生募捐，还去找政府部门帮助，凑足了数万元，帮学生做了手术。该生出院后，班主任又组织科任老师补课，既挽救了其生命，又使她如愿考上武汉科技大学。这位大学生是我的家乡人，对我讲起恩师，她感激涕零地说:“老师待我如慈父，为我治病奔波耽误了不少时间，没能更多地辅导自己儿子，导致他儿子中考落榜。为此，我无比地内疚!”

  我想，如果爱能以时间来计算，这位老师的大爱有多少？

  我身边还有一位党员干部姓焦，当年47岁，月工资不足两千元，他爱人在另一家事业单位，月工资只有千元。他们婚后二十多年，没添置过家具，一直住在出租屋里。

  然而，这位焦同志却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塞到了帮扶的农户手上。

  不忍见到别人贫穷，不忍看着别人伤痛，为着这善念，他宁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紧巴巴的。焦同志说：“行善积德是每一个平常人应该做的，更何况我受党哺育多年，托党的福，我两个伢崽都有出息，我要记党恩，你记得我是共产党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