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6年，吴理生因母亲离世而提前回到崇阳，这是吴藻溪和吴理生同时外出后的第一次分别。同年11月，受省农民协会指派，吴藻溪返回崇阳，与中共崇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彭制取得联系，参加县农协筹备。1927年3月，县农协正式成立，召开了万人大会，在会上处决了大劣绅沈特荃。会后吴藻溪被分到第七区做农运工作。第七区就是吴藻溪、吴理生的家乡，吴理生应农会的安排，在静严寺农运所任教员，他俩再度同到一起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在青山铺一带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发展会员800多人。他们积极倡导和推动禁烟禁赌禁娼、破除迷信，同时解放妇女，提倡创办学校、垦荒、造田、修建塘堰，力图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吴藻溪公道正派，办事干练，他有一远房侄子偷着抽大烟，违反了农协颁布的禁令，被人告发，他令人把侄子抓来，痛打20大板，以儆效尤。经叶青推荐，县农协委任吴藻溪为县农协驻白霓桥特派员，他与吴理生白天各自忙各自的工作，晚上常在一起商讨下一步的目标和行动。蒋介石发动政变，崇阳县各机关法团举行联席会议，通电予以谴责，吴藻溪愤然退出国民党。5月24日，叛军夏斗寅窜入崇阳，扶植土豪劣绅，镇压农民运动。中共崇阳县委主要负责人彭制率农协干部和自卫军数百人，在开往平江途中遭地主武装袭击而壮烈牺牲。身为农协特派员的吴藻溪被地主武装列为捕杀对象，得知消息的吴理生等人就让他躲进深山，离开崇阳。不久，吴藻溪便来到河南开封，在冯玉祥手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任宣传处股长、干事，领上校军衔，主编《放足周刊》，在冯部秘密开展反蒋活动。吴理生在家乡隐身下来，到铜钟与磨刀相邻的实竹窝教书，以待时机，其门生刘定一受其进步思想影响后成为一名抗日将士和爱国志士。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冯玉祥在河南开封召开了追悼济南惨案死难军民大会。吴藻溪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书写对联：国仇一何深？哀我官民无辜蒙大难；恶魔终身杀，看尔倭寇横行到几时。对联悬挂于大会主席台两侧，引起参会军民的强烈共鸣。
山河破碎的祖国任人宰割，让中国同仁志士陷入沉思，并在认定的前进路上会风雨兼程。吴藻溪在冯部期间认识了杨献珍、薛子正、南汉宸等党员，阅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发行的《红旗》等革命报刊。在杨献珍等人的引导下，结合大革命时期的经历，吴藻溪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民于水火，只有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强国富民”。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退隐。面壁为了破壁，吴藻溪为充实救国救民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已厌倦军阀混战，无所依托的他赴东洋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接触进步力量，研讨各种问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表示追随共产主义事业，决心：“虽火燎焚烤而在所不辞”。学成回国后，吴藻溪先后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盘桓活动。在大学当教授、在社报当编译、在社会当活动家。1937年，他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抗日民族解放先锋成员、中国大学毕业生王克诚恋爱，并结为夫妻。这期间，吴藻溪十分关心家乡的情况，关心族兄吴理生的工作情况，常书信来往，互通消息，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七七事变爆发后，吴藻溪遭到通缉，其夫妇离开北平。南下至武昌，与共产党人张执一、黄松龄等会合。此时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按照董必武的指示，他们联络胡恪恭、李伯刚、李翔等人，于1938年1月在武汉组织开展农村工作，具有统战性质的群众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成立。促进会成立后，吴藻溪夫妇随即返回崇阳，在家乡创办了抗战学校。他自任校长，王克诚、吴理生等任教员，开设国文、英语、数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接着成立儿童抗敌服务团和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崇阳分会，吴藻溪任会长、吴理生为副会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农村墙壁上画漫画，书写“拥护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拥护八路军抗战到底”“拥护毛主席抗日主张”等标语，举办演戏、演说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在县城创办书店，出售进步书刊。
1938年春夏，吴藻溪派吴理生利用师生关系找时任国民党鄂南游击师二大队（1939年7月改编为鄂南挺进军第九支队）大队长刘定一，援助60支枪和5箱子弹，帮中共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建立抗日武装。此期间国民党顽固分子、崇阳县县长郎维汉怀恨在心，布置特务雷鸣暗中刺杀吴藻溪。吴理生利用社会关系获得情报后，立即护送吴藻溪脱离险境。多事之秋，人间重别离，两个男人，一对兄弟的内心涌起汹涌的波澜。即使前途再多凶险，也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时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委员兼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偕同崇阳县委组织部长周治贞指定吴理生主持湖北战时乡村促进会崇阳分会的工作，同时协同其弟媳王克诚继续办崇阳抗战学校。
吴藻溪辗转到抗战大后方重庆的11月，在重庆的机房街与董必武会面，汇报自己的工作经历。董必武向同事们介绍，吴藻溪“称得上是自己的同志”。这是高度的信任感和同志情，随即指示他以后到《新华日报》与吴克坚、潘梓年联系。
武汉沦陷后，日寇侵犯崇阳，刘定一率部与之激战数日，先后击毙敌指挥官石山川田等90余人。吴理生内心兴奋，将刘积极抗战、袭击日寇，屡获胜利的情况函告被党组织转移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编辑（主办科学副刊）的吴藻溪，在《新华日报》上报道。王克诚别离丈夫在崇阳的日子里，吴理生将王作为亲人和战友，经常商量工作，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崇阳沦陷前夕，王才离开崇阳。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变本加厉，继续奉行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至5月7日，王佛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1月11日继任崇阳县委书记刘光前牺牲。吴理生非常悲痛，全力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控诉反动派的罪行，推动崇阳抗日高潮，在龙船港的田家和花山的夹洲上召开追悼会，撰写挽联：“乱世鸟飞难择木，男儿豹死尚留皮”。并将情况及时通报给吴藻溪。抗战胜利前后，经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李伯刚安排，吴理生在湖北省民政厅以雇员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偷空钻研医术。翌年，被崇阳的反动分子邓菊香告密，国民党省党部特务拟暗杀他，经李伯刚营救，转移到重庆西南学院教务处工作。这是吴藻溪与吴理生的又一次在外埠重逢，峥嵘岁月，感慨颇多，抗战虽胜利了，但祖国前途又蒙迷雾。
吴藻溪与禇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一批爱国人士和同仁志士胸怀大局，以抗战胜利为契机，经禇辅成建议，将九月三日即日寇投降签字生效之日为纪念日召开座谈会，大家一致赞成。后决定筹组成立学术性党派组织，就将这个学术性的民主党派定名九三学社。这个载入史册的学社由吴藻溪起草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等，并及时致美国会电文，他被选为理事，吴理生目睹族弟的风采，自是高兴。
1947年秋，吴藻溪接吴理生到他家过节，当时时局紧张、物资贫乏，桌上菜肴比较简单。吴理生故意说:“弟媳呀，在崇阳我大鱼大肉招待你，你这也太简单了些吧!”王克诚歉意说:“老兄，现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实在抱歉啊!”吴理生挥手一笑，说:“我是开玩笑的，这样才是真正的兄弟情嘛!”他们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果不然，1948年4月，蒋介石手令重庆行辕，查封西南学院。吴理生、马哲民被软禁于重庆南温泉仙女洞旁，时达半年。西南学院是吴藻溪等人筹办并由他的建议定名，为保护起见聘请孔祥熙担任名誉董事长。面对复杂的局面，已赴上海的吴藻溪向西南学院的同志转达董必武的指示：坚守阵地，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学院的非法勾当。国民政府重庆当局强统西南学院更名为陪都工商学院，窃取院长、教务长职位。此间吴理生利用难得的“空闲”向仙女洞老和尚曌全法师学习针炙，得其秘传，以致后来能“万病一针”，也算是个因祸得福。年终出禁后，吴理生应西南学院董事会决定在重庆市中区、上海和鄂南崇阳开办分校的部署，遂回崇阳考察。由中共领导人漆定文安排，乘中美轮船服务公司福亨号（地下党组织交通船）由湖南城陵上岸，雇挑夫担着抄录的老和尚针灸秘笈步行回到青山铺，刚好是大年三十深夜。当时吴藻溪在上海，吴理生从重庆回崇阳，兄弟天各一方，但心心相印，毕竟事业未竟，同志仍须努力！
吴理生回崇后，迎来1949年的春天，他边以针灸为人治病，边收集情报，通过族人吴佛林与九支队副支队长吴振林取得联系，收集整理熊墨馨的血债罪恶事实，拟为民除害。这时的上海、武汉和崇阳将迎来曙光，3月，接到李伯刚函，武汉即将解放，要保存实力以待崇阳解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