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中国代表的是一整套什么样的价值系统。

  今天，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转向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行围堵。对此，我们应当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尽管西方向中国开放是基于利益考量，但美国的这种“希望”构成了其向中国开放的政治算计。美国一旦认为中国不仅不可能变成它所希望的国家，还对它构成了挑战，就转而把中国归入“另类”，围堵和遏制中国。今天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和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所做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美国是否有能力像围堵苏联那样来围堵中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人们不难理解近年来我们一直所从事的“读懂中国”事业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更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身上。所以，我们要逆转这个局面，帮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不要让西方把对中国的理解强加到我们身上。和西方不同，我们有中华文明自身的逻辑。尽管我们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也向西方学了很多经验，但我们不仅不会变成西方国家，反而越来越“中国”。这些年，我们提倡“文化自信”（或者“文明自信”）就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理论表述。

  就我们自身而言，如果“读懂中国”主要是帮助世界读懂中国，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自己读懂中国。不难发现，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我们中国本身的理解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是西方文化，一开始我们用了大量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做中国研究。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失去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文化。西方叙事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实践经验之上的。简单地用西方叙事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世界舆论场。如果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里便涉及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读懂中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的话，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在笔者看来，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其实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强大，核心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大、经济技术强，而且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因为这套知识体系能够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西方人所讲的西方故事就很容易被非西方读者接受。近代以来，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理论，就是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那么随着经济的强大，也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而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在早期，很多学者往往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和指出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象，因此学界不乏批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更有学者一直在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国学派。然而，迄今确立“中国学派”依然是一种理想，除了“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努力，人们少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努力。

  一句话，“解释中国”是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最有效方法，而“解释中国”于我们来说还任重道远。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说法，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对“社会事物”的研究，包括对实践、政策等社会现象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的实践就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研究的积累。学术的核心是概念、理论和原理。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实证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对实践（包括政策）的提炼。我们可以举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例。这是一本最为经典的政治学作品，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就是古希腊各个城邦所实行的不同的政体或者政治制度，他经过比较分析，构建出一套理论。西方整个政治学体系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政策或者制度实践之上的。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英国当时国家形式的反映，洛克的《政府论》也是。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从经验来看，实践（包括政策）总是先于概念和理论而存在。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有其理由的”，这句话道出了概念和理论的真谛。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事物”的解释。

  对自然界各种存在的解释构成了科学或者纯理论。在这方面，中国和西方表现不同。传统上，中国所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不少，但我们少有解释这些现象的纯理论，因此我们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纯科学。我们的文化强调实用和应用，对与实用和应用无关的纯理论不那么感兴趣。西方则不同，西方文化不会停留在发现自然现象，而是还要追究自然现象出现的原因，这导向了西方的纯科学。这里以火药为例。火药是中国发明的，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说过，中国的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塑造了近代世界。但在发明火药之后，中国尽管有各种应用，却对火药本身的研究缺乏兴趣。也就是说，中国有火药技术，却没有火药科学。人们可以说，火药科学助力西方的崛起，但中国却被自己发明的火药打败了。

  在社会科学上更是如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每一朝代都有详细的历史记载。正因为如此，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史学家。但在读二十四史和其他伟大历史著作的时候，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那么丰富的历史记载和材料，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呢？中国方方面面的实践实在太丰富了，但这些实践并没有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

  但是，社会科学家光解释“社会事物”还不够。社会科学家不仅仅是分析社会事物的工具，还有其自己的价值观，根据其价值观去塑造社会。因此，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的两大任务便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之上。中国的崛起必须伴有自己能解释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没有这样一套知识体系，不仅自己不能读懂中国，更难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读懂中国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原载《北京日报》，作者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