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的鼎盛和在文化娱乐中的独尊地位。

  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10岁的时候。

  1969年的盛夏初秋酷热难耐，我和大人们一起在县人民广场的草地上等待九大的纪录片放映。等啊、等啊，直到晚上九点多钟，电影拷贝终于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姗姗来迟。当银幕上闪起荧光、雄壮的《东方红》音乐响起时，大人们欢声雷动、孩子们又蹦又跳。

  这是我记忆中的首次“触电”。就在这年国庆节后，舅父舅母又带我到县电影院看了一场国庆20周年的纪录片，阅兵时宏伟壮观的场面深深铭刻在记忆中。

  1970年以后，《红灯记》《沙家浜》等8部样板戏影片也红火了一把。十年间，中国就只有这些样板戏电影和为数极少的老电影。当然，这一时期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朝鲜的《卖花姑娘》，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等。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称电影是“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

  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这几部故事影片，后来长影、北影、上影和八一厂又拍摄了《创业》《侦察兵》《闪闪的红星》等。

  至今我还记得放映这几部电影时的情景，那真是人头攒动，万人空巷。为了买张票，人们不惜挤破衣衫；为了看电影，人们可以通宵不眠。

  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来到了位于温泉大队第六小队的文教卫知青点。由于知青中有文化局长、电影公司经理的孩子，看电影就不算是难事。人们长久的文化饥渴瞬时得到浇灌，久违的观影热情犹如岩浆一般迸发，不论是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还是外国片，只要新片上映，都趋之若鹜。

  这种氛围、这种情绪，自然也感染了我们。为了看到长达470分钟近8个小时的苏联纪实故事影片《解放》，我们点上的男女知青手拉手蹚过温泉月亮湾，翻过高墙后躲在银幕后面看那反过来的画面，亦是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那个年代的人也“追星”，但追得内敛、追得含蓄、追得温馨。喜欢的是角色，效仿的是憧憬有一个他（她）相伴相随。

  当年《刘三姐》中黄婉秋饰演的刘三姐、秦怡在《女篮五号》中饰演的林洁、日本电影《追捕》中中野良子饰演的真由美，就是留在我脑海中最清晰、最难忘的女性形象。对比今天的“追星”现象，我还是喜欢质朴、真实、内在而不带功利的“追星”。

  1979年2月，我和3位女知青最后一批被招工，分别进入地区电影公司和新华书店。我分在地区电影公司宣传股工作，彼时电影仍处于兴盛时期。

  《大众电影》杂志印数可以达到令人咋舌的800万份，还一册难求；一套电影明星挂历，可以挂在千家万户。8分钱一张的电影票，一票难求；3分钱一张的《电影介绍》小报，也能卖出3000份。

  新片上映时，我们自己也要想方设法从售票师傅那儿购得几十张票，以应朋友亲戚熟人之需。有时，还要找大礼堂的经理们说上几句好话，把没买上票的影迷们捎进影院里，让他们站在走道边或蹲在过道上看电影。

  在宣传股，我编简报，写讲话，办小报，分资料，这就是全部工作。回顾当年电影公司的热络，直到今天也让人怀念和振奋。温泉地区的第一辆丰田面包车，是电影公司的应急跑片车；公司每月给职工们发的福利是电影票。在通山县洪港，看到抱着孩子的少妇、拄着拐杖的老妪和满头银发的老汉们蜂拥着走进电影院来看《卷席筒》，心里涌出庆幸之情。

  1985年，在录像和电视的冲击下，电影已显颓势的时候，我离开了电影公司。然而在电影岁月里，我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些许，但人生往往如此，能得之淡然、失之泰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便是极处。

  都说喜爱和执着是一对孪生兄弟，惟有喜爱才会执着，就像李白所言：“兴在趣方逸，欢馀情未终”。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从看电影到爱电影，再到今天对电影的坚守。如今，我仍一本不差地保存着1979年到2009年的《大众电影》杂志。1984年6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作《银幕上的故事》，是我电影岁月留下的足迹；发表于2003年第七期《大众电影》的那篇《1976，那本大众电影》，就是心迹的最真实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