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开国者虽是武将，却非常重视文教，以文治国成为宋代一朝的定国之策。在时代需求和统治者的倡导下，宋代儒学逐渐复兴和发展，士人阶层也随之壮大。

  士人们承担着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使命，在性别层面，宋代士人不仅始终履行着美风俗、厚人伦的教化使命，而且成为儒家伦理规范的传播者。比如王安石认为“礼”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结合当下的实际社会情况给予一定变化。他肯定儒家传统的“礼”，但又重新诠释了“礼”的现代意义，认为礼教不应是束缚的，要能看见个体的情感，女性也是一样。

  男女都要接受教育

  王安石视女性的文学才能为魅力，认为女性好读书和善于作诗是有才德的表现。在《王文公文集》中记载了很多王安石为他人写的墓志铭，其中有很多为女性所写的铭文，文中不乏王安石对其文采品德的赞扬。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史称“好学强记”，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才有王安石的勤奋好学，成就了王家第二代的繁荣。王安石也非常重视女性的学识修养，比如他的二女儿嫁给了蔡卞，王氏从小熟读经书，能写诗词，表现出很强的“贤内助”作用，不光在家事上一把抓，在大事上还能给蔡卞提出让人佩服的建议，但同时又能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一直很好，这也让王安石新法的推行得到了更多的政治保障。

  这只是士人阶层的女性所能享受到的宋代“福利”，宋代士人阶层随着文化治国的国策而迅速扩大，只要读书就能改变命运进入士人阶层。越来越多的女性也随之进入士人阶层，她们在宋朝是怎样生活的？从她们身上能够看到怎样的群体意识？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铁爱花的专著《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作者从秩序、规范和女性的实际生活入手，广泛考察宋代国家、士人社会、地方乡里以及士人家庭等对女性的规范，系统解释宋代社会与士人阶层女性生活的关系。

  前文提到了王安石对于女性才德的重视，而他的“老对手”司马光也认为女子有必要接受适度的教育，通过对传统礼仪的学习，使女子了解妇道。“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诗》及《礼》，略通大义……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对于传统知识的学习，司马光虽认为男女都要接受教育，但基于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认识，女子只需要略通经典大义即可，女工也仅限于桑麻织造、家务酒食而已，总体来说是极为保守的。

  虽然二人在态度上完全不一样，对于礼教的认识和才德的价值两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一点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女性一定要读书，一定要提升自己。虽然历史的局限让宋代女性的提升还是限制于提升整个士人阶层的品质和辅助男性，但相比明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可以说此时的女性还是有一定自我意识和自主权的。

  丰富多彩的阅读生活

  作者在书中专门写到了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行为，通过从宋人文集中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一阶层的女性阅读并不局限于儒家经典，佛道经典、史书、诗词文、女教典籍、音乐、家训、天文历算、医药数术、诸子百家、方技小说，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其中佛道经典类书籍是士人阶层女性阅读最多的一类，而且她们不仅自己阅读佛道经典，也有人亲自撰写此类图书，甚至招募工匠刻版印刷。

  较之男性士人阶层女性没有科举入仕的压力，对于图书品类的选择更自由。虽然一些士人对女性的阅读内容做了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士人阶层女性往往能以自己的喜好选择书籍。这种纯靠爱好驱动的阅读，能让女性乐在其中，阅读行为往往会持续终生。比如朝请郎孙庭臣继室施氏，从小就喜欢读书，不光是通晓六经和孔孟大意，晚年还能向子孙传授司马光的《家范》，以身传授给子孙从小就树立了良好的家教。

  宋朝崇文抑武的风气，使得民众阅读的积极性大增，作为士人阶层女性，她们容易受到父兄长辈在文化方面的熏陶，这也增加了女性阅读群体的增长。这也成了当时的普遍现象，比如程颐记载其兄程颢的女儿程氏，在家庭的熏陶下，虽然没有专门教她读书，但她在熏陶之下无师自通，获得了程氏家族的喜爱。

  除了文化的熏陶和举国上下的崇文风尚，宋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兴起，大大降低了书籍的印刷成本，增加了流通速度。当时不光有政府的“官刻”和“监刻”书籍，民间私人刊刻书籍更是盛行。苏轼就曾说过，他曾和老儒聊天，老儒说自己少年时，求《史记》《汉书》等书而得不到，后来得到后，自己不光日夜诵读还抄写副本。但现在人们互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人人都可以读到任何经典。面对着如此蓬勃的出版发展，士人阶层女性往往有能力购买阅读自己想要看的书籍。作者在书中找寻了大量的笔记和墓志来佐证当时的阅读风气。

  女性阅读的风气与当时社会舆论的支持分不开，宋代士人在墓志中无一例外地赞美女性的阅读行为。尤其是重要的意见领袖和文化泰斗也在公开提倡女性阅读书籍。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知书达理是士人阶层的普遍期许，大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女性阅读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在当时一些宋人的家庭中，有儿子读不好书，而女儿聪慧好学的，于是出现了父亲不教儿子专门教女儿读书的情况。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维中，“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不管是阴阳理论还是社会秩序，女性都被限定在“内”也就是“私”的领域中。这种分类试图将女性从社会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宋代士人阶层女性始终以不同方式参与着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发挥着她们的力量，尤其是赈济等施以善报的活动尤为凸显。

  宋代女性日常的赈济主要针对亲友、乡里以及社会孤幼群体，从出资出物到亲力亲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司马光就曾记载苏轼的母亲程氏：“乡人有急者，时亦周焉。比其没，家无一年之储。”只要是乡人有急有难，苏轼的母亲绝不吝啬总是慷慨相救。这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不光是救助围绕在身边熟人、乡人，社会的大灾大难也能看到这些女性的身影。

  据统计，宋代各类天灾人祸不断，两宋前后发生各种灾害总计874次，灾害频繁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甚于唐代。为了缓解灾情，宋朝政府往往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赈济灾民，这就给了士人阶层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背景支持。很多女性因为善举而受到世人褒扬，尤其在亲族乡里之中，赈济社会的善举还会使她及她的家庭获得敬重与好评，这种外在的刺激也使得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有着很高的社会责任感。

  前文说到士人阶层女性最爱读佛教经典类图书，这大大影响着她们行善布施的观念。对贫弱群体的怜悯与救助是佛教的基本道德，宋代不少女性信奉佛教，或者受到佛教理论的影响。这也让宋代女性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和需要救助的贫弱群体，有着慈悲和怜悯之心，由心而发地积极行善。当然，这种善举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风气不无关联，宋代士人阶级女性的善举不仅与女性慈爱、怜悯等情感特质有关，还与女性关怀社会的意识有关。从女性行动与言行中体现的“仁”和“义”正是儒家伦理教化的重要内容，这种立身处世的道德理念是整个宋代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社会，通过亲友，通过阅读书籍而传递给女性，整个社会营造出乐于向善的社会风气。

  对于女性文化修养的重视，在宋朝达到了巅峰，而后世王朝对女性的抑制和歧视越来越浓厚，也不再有这样自由祥和的文化氛围了。

  （原载《北京晚报》 作者为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