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方孝孺殉国621年。方孝孺生于宁海，殉节于南京，其幼子为多位义士所救，辗转至上海奉贤隐居，至今已繁衍生息20多代。

  忠德传承隐奉贤

  在上海奉贤周家港小河的北岸，有一个“方家祠堂”。它还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叫“方正学公祠”。方正学即方孝孺，其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法学、理学、文学、史学、教育等诸多方面，被黄宗羲称为“有明之学祖”，甚至比肩朱子，“盖千载一人也”。

  方孝孺的故里在宁海，他的公祠却坐落于上海奉贤，这与一件惊世惨案有关——因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被施以极刑，并诛及十族。

  方孝孺遇难后，时任宁海县尉的魏泽决意效仿“程婴救孤”义举，冒着生命危险，为方孝孺护住血脉。魏泽曾任刑部尚书，因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得罪了权贵，被贬为宁海县尉。在方家族人满门抄斩的密令尚未到达时，魏泽乘夜将方孝孺的幼子方中宪救出匿藏。

  当时，台州秀才余学夔也欲救方孝孺遗孤而假装疯癫来到宁海，两次在街头拦截魏泽唱歌。魏泽会其意，便将方中宪及事先写好的托付密信等交给了对方。余学夔乔装成渔民，带着方中宪从海路逃亡，辗转数月后抵达松江府青村（今上海奉贤区域），请方孝孺的门生俞允收留方中宪。

  俞允一口应承，将方中宪留于自己家中，后为掩人耳目改其名为余德宗，并将养女嫁给其为妻，对外称入赘女婿。自此，方孝孺后裔在上海隐居。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下令祀建文诸臣，有裔者恤录，后又革除诸臣罪名。万历三十六年，南京提学御史杨廷筠在认定余德宗为方孝孺嫡系且繁衍至200多人后，允许后裔复姓方。

  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方忠奕入京参加贡生考试，并上书明熹宗朱由校，请求正式为方孝孺恢复名誉。皇帝因而下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方中宪改名余德宗后，“为人谦虚谨慎，教书为生。晚年改名忆椿，以示不忘生父”。俞允还为余德宗题写堂名“有成堂”，寓意“正道多助乃有后，中道复兴必有成”。

  从余德宗开始，方孝孺所秉持的“慨然以经世载物为心”“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等积极入世、学究真理的思想，也在上海生根发芽，不断浸润这片江南沃土的文化风骨。

  方孝孺在上海的后人中，也不乏有志之士：方忠奕在张献忠进犯四川时，守城而死；二十二世孙方廉佐的大女儿方秀英成为中共地下联络员，义无反顾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千秋正学铸初心

  在学术上，方孝孺十分注重对历史的研究探讨。他认为，史学家写史，不仅要直书，还必须对历史作出道德判断，即超越一时已成事实之是非，超越具体的个别时代，以相对恒常的正义之道德标准去裁量历史，对历史作出严正的道德评判，针砭罪恶，褒扬善行，使后来者有所遵循，引导历史向善的方向发展。

  假若写史者屈从于既成的历史事实，以历史的结果作为道德评判的价值归依，必然会形成“存在就是合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理论偏颇，史学也必然随之失去应有的主持正义的立场，而只会随风飘摆，只知涂脂抹粉。

  方孝孺一生主要是在讲学、著述中度过。朱元璋在位时，虽三次召见方孝孺，却并未重用他。只是在群臣的一再推荐下，才授予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务。

  但是，朱元璋托孤之时，居然“遗令先召孝孺”。因此，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便召方孝孺立刻进京。由此，方孝孺成为建文帝身边的重臣，俨然“一代帝师”。建文帝不仅在读书有疑问时召其讲解，而且凡国家大事常命方孝孺批答。

  方孝孺也积极尝试以自己的知识、政治理想影响和改造社会。他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治国的根本法是“均平”。他推行井田制，藏富于民，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主张仁义为基、辅以法治等。

  方孝孺的正气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人，其“克己复礼，言传身教”的家风也得到了后世认可。他的影响遍及江南各地，让上海文化、江南文化增添了深厚刚烈的底色。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