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移植、照搬西方法律制度，希望通过法律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由于国家能力不足，社会势力对执法者的俘获，执法者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精英化意识形态对人民诉求的漠视，多元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竞争，都在阻碍法律意图的实现，执法过程成为政客、社会势力、执法者追逐和交换利益的场域。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执法领域的普遍失败相比，中国有着很高的执法能力，保证了法律总体上的有效性。这套执法模式不但确保常规状况下的执法能力，还对新问题、难问题具有很强的回应性。地方党政和执法机构发挥能动性，在实践中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强化、组织扩展、方法借用等，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对执法人员有严格约束，意识形态上始终坚持人民性，法律在社会规范面前保持优势地位，这些都是执法领域的国家能力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执法领域才可能有很高的国家能力，从而保证法律总体上的有效性，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法治进程中普遍出现的问题：由于社会势力在革命中被打垮，避免了社会势力俘获执法者的普遍情形；由于意识形态观念的更新，人民利益观念深入行政体系内部，避免了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由于群众路线时刻被执政党要求贯彻，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精英化；由于社会革命彻底，旧时代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缺乏生命力，避免了规范多元、法律失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