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将圣人君子塑造成道德主体的人格典范后，古代中国文人在学术、心态以及行动等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君子情结”。

  扬雄，或作杨雄，拟《周易》而作《太玄》，拟《论语》而作《法言》，被王充《论衡》、桓谭《新论》等推许为圣人。

  扬雄高度推崇师者作为智识主体、道德主体的主导作用，强调“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

  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即人在本性上包含善和恶相互混杂的两方面因素，“修善为善”与“修恶为恶”则强调了师者的模范作用。

  扬雄本人在择师入门方面是幸运的。在蜀中生活期间，他遇到思想开放、视野广阔的老师——严遵。严遵是西汉著名的道家学者、思想家。

  后来，扬雄经常会与人说起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的经历，即在严遵门下的求学时光。可见，严遵作为师者模范对扬雄产生的深刻影响。

  扬雄提出，“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要成为丰碑式人物，除学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德行加以落实，实现学行合一。

  孟子认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扬雄受此启发，并借鉴《老子》“其事好还”的观点，理顺了内外先后的逻辑关系，即要想得到他人的爱敬，必须以“自爱”“自敬”为前提。正所谓，先自治而后治人，“自后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扬雄学行合一的修养功夫，昭示了超越凡俗、进入君子人格的桥梁与途径。他将这样的机会赋予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让生命主体意识得以高扬，在“内圣”中切实担当起对家国天下的责任，进一步光大“外王”。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