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两点承诺：一是在2030年之前，中国要在巴黎承诺的基础上提前碳排放达峰；二是中国提出终点方案，即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的意思是在大幅度减排的基础上，剩余的排放量可以被生态系统完全吸收。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要经历非常剧烈的增长模式的转换，这两个目标会形成倒逼机制。

过去搞环保主要依赖行政手段。比如1990年代治理水污染实行的“零点行动”“关停十五小”“十一五”节能减排，前几年的环保督察，特点就是依靠“关停并转”“运动式”减排，行政色彩很浓。行政手段的好处是短期内见效快，不利之处是社会成本特别高，也特别容易反弹。今后的环保政策手段要做出较大的转换。“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依然非常大，同时又要叠加环保的约束，尤其是碳达峰的承诺，发展与减排之间的矛盾会变得空前突出。要想缓解这对矛盾，最重要的是用好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的社会成本最低，更可持续，反弹也相对较少。所以，我认为“十四五”期间一定要更加重视经济政策的使用。同时，环保部门、能源部门需要真正转变观念，把经济政策作为碳中和、碳减排的首要工具，而不是走依赖行政手段、“运动式”减排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