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四版）危急时刻，马识途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到成都走马街电报局，给香港的联络员倪子明发电报：“家父病危入院即归。”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向钱瑛报告蒲华辅被捕和他要去香港的情报。接着，马识途又赶到另一个电报局，分别给川北、川南、西昌3个工委打电报报警。随后，马识途与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冒着生命危险，用半个月的时间，按照隐蔽斗争的规定，将蒲华辅认识的党员全部疏散和转移出去。

完成这些任务后，马识途又一次赶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钱瑛一见到马识途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终于平安到达了，我这就放心了。”接着，她又焦急地问道：“你快说说川康特委党组织被特务破坏的情况，老蒲是不是被捕叛变了，漏洞堵得怎么样？”

马识途说：“大姐，我先说个大概，再详细汇报。第一，老蒲的确被捕叛变了；第二，漏洞已经堵住了，除了老蒲直接领导的统战和军事系统的少数党员外，成都市委和各地工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都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全部疏散出去，敌人再也没有能突破我们的防线，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听到这里，钱瑛紧绷的神情逐渐放松下来，高兴地对管家喊道：“老陈，中午做点好吃的吧！给老马洗尘，我也在这里吃。”

钱瑛沉思一会儿说：“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疏散工作，挡住了敌人向你们冲击的第一波浪潮，稳住了自己的队伍。但是疏散工作做得还不彻底，还有漏洞。比如成都市委的领导干部虽然疏散隐蔽了，有的却还留在成都，还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不要说老蒲已经叛变，出卖了组织，就是他很坚定，没有出问题，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被捕党员认识的所有下级领导同志，一律都要撤退，才可能彻底堵住漏洞。特委委员王宇光现在只是转移到重庆，老蒲叛变后会带着特务一起到重庆，千方百计找到王宇光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撤退到重庆也不行，老蒲认识他，而且知道他是跛子，敌人要在重庆查找一个像他那个样子的跛子是不难的。”

马识途解释说：“全把他们撤走了，成都和重庆正在展开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没有党的领导怎么办？特委总不能没有领导人留下。我没有回去前，王宇光隐蔽在重庆乡下，进行遥控指挥……”钱瑛马上打断马识途的话：“不行！你们现在还在不停止地进行群众斗争，你们真是不要脑袋了！现在全国的形势已经大变，我们的一切斗争形式都要随之改变。打倒敌人的任务，主要由即将入川的解放军承担，他们会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扫荡四川的残敌，再也不需要你们去斗争，不需要你们去牺牲了。你们必须保存力量，每一个人都应该保存。你们的工作应该是积蓄力量、搜集资料、搞策反等等，不能再去搞运动和搞斗争，要赶快改变工作方法。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迎接解放，最要紧的是保存干部，准备参加接管。除了组织群众保护城市、护厂护校、保存机关档案、进行策反外，别的都不要做了，更不能再去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引来敌人疯狂的镇压。现在最宝贵的就是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更多的干部牺牲了。”

钱瑛强调说：“凡是蒲华辅认识的领导干部，必须全部撤退到香港，成都和重庆两市的群众斗争必须全部停下来。”马识途回答：“好，我马上回去执行！”钱瑛说：“不行！你绝对不能回去了，那太危险。我们另外派交通员马上飞重庆。你这一段时间够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再准备准备，等你们后面的同志到香港后进行工作总结，包括这次大事故的总结。”

第二天，钱瑛就派交通员徐涧秋坐飞机赶到重庆，通过王宇光找到正在重庆的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让他通知成都市委领导和蒲华辅认识的其他领导同志尽快全部撤退到香港。半个月后，这批干部都平安转移到香港。在此前后，钱瑛还将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调到香港；川南工委的廖林生、北区工委的黄友凡、铜梁县委的江伯言、上川东六工委的李家庆和重庆市中心和南岸区学运特支书记赵隆侃也按照钱瑛的指示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解放区。川康特委面临的一场生死危机终于在钱瑛的指挥下化险为夷。

1949年4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钱瑛带领马识途等西南地下党负责人，从香港乘船到烟台，再乘车到北平，直接住进中南海。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钱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接管武汉。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钱瑛把马识途等人带到武汉，参加城市接管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迎接湖南、四川、贵州的解放。

四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先后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等职。马识途先后担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以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主席等职。

1954年10月，参加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合影。前排右起：李先念、乌兰夫、邓小平、贺龙、彭德怀、何香凝、周恩来、陈云、邓子恢、李富春、章伯钧；二排右起：傅作义、章乃器、叶季壮、陈郁、蒋光鼐、钱瑛、谢觉哉、史良、李德全、习仲勋、马文瑞、赵尔陆；三排右起：杨秀峰、贾拓夫、曾山、沈雁冰、沙千里、梁希、罗瑞卿、廖鲁言、张奚若、朱学范、薄一波、黄敬、王鹤寿。

钱瑛虽然身居高位，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曾经跟随她出生入死的部下。马识途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望钱瑛，钱瑛关切地询问着每一名干部的情况，既为进步快的同志高兴，也为犯错误的同志惋惜。她请马识途转告大家一定要有过关的思想准备，民主革命这一关是走过来了，现在又面临着社会主义这一关，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改造的艰巨任务，既不要畏首畏尾，也不要满不在乎，总之不要掉队，才能少跌跤。谈到1948年的香港整风，马识途笑着对钱瑛说：“那个时候你把我整得好痛哟！”钱瑛则说：“有几个地区没有时间这么整，以至于有一些同志犯错误，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呀！”这些看似闲谈的教诲，让马识途受益匪浅。

时间倒回到1948年4月，国民党特务经过精心侦察，发现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线索，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被捕叛变，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陈然、彭咏梧、江竹筠、罗广斌等党员干部133人先后被捕，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重大损失。刘国定还亲自带领特务前往上海抓捕钱瑛，所幸钱瑛早在半年前已经转移到香港。

被捕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多数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胁利诱，绝大多数共产党员英勇不屈，坚持斗争，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怆然泪下的人生壮歌。1949年9月至11月，随着解放西南战役的迅猛推进，敌人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先后有300多人被杀害，仅有35人侥幸脱险。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先后撰写了《圣洁的鲜花》《江姐》《小萝卜头》等报告文学和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20世纪50年代，罗广斌、杨益言以监狱斗争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经过马识途联络，钱瑛破例同意接受罗广斌等人的采访，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重庆地下党的情况，以及众多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但不愿意更多地谈自己。1961年12月，《红岩》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113次，再版2次，发行超过1000万册。

刘惠馨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马识途因为从事隐蔽斗争，不敢公开寻找女儿，只能偷偷托人打听，但一直杳无音信。新中国成立后，在钱瑛的鼓励和帮助下，马识途给湖北省公安厅写了报告，湖北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经过一年多的查找，终于在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帮助他找到了被武汉工人夫妇偷偷收养、改名叫吴翠兰的女儿。此时，吴翠兰正在北京工业学院一年级就读。马识途获悉立即飞到北京，意外获知何功伟的遗孤何继伟也在同一学校读书。抱着两个孩子，马识途潸然泪下。五一劳动节那天，马识途带着女儿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他告诉爱妻刘惠馨，女儿终于找到了！

马识途找到失散20年的女儿，一时传为佳话。在四川省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动员下，马识途以亲身经历为题材撰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尚未完稿就开始在《四川文学》《成都晚报》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

《清江壮歌》完稿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商定两家同时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和四川作协专家对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马识途到北京修改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付排，再派人把清样送到成都，等马识途审定后即可付梓出版。

1962年秋，马识途到北京开会，照例去看望钱瑛。一见面，钱瑛就问道：“你写的长篇小说出版没有？”马识途回答说：“出版社送来清样，等我最后定稿，他们就要付印了。”钱瑛说：“幸好没有付印，你千万不要拿去出版了。”马识途不解地问为什么？钱瑛告诉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小说《刘志丹》的情况，马识途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此后他以工作繁忙为由，迟迟未交已经修改好的书稿。直到1966年春，在多方的催促下，《清江壮歌》才姗姗出版，首印20万册。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清江壮歌》成为“大毒草”，遭到口诛笔伐，马识途被打倒，遭受6年牢狱之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瑛受到严重冲击。1966年12月底，她被戴上“黑线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变自首”“特嫌”4顶大帽子，遭到“隔离审查”，1973年含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亲自关心下，钱瑛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3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钱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举行，邓颖超主持，廖承志致悼词。

1978年夏天，刚刚获得平反的马识途、洪德铭来到北京，在原北平（南系）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的“斗室”相聚。“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三位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友劫后重逢，回忆起当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那段难忘的岁月，不禁激动万分，谈到钱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个个潸然泪下。第二天结伴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在钱瑛的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鲜花。

  （原载《党史纵览》2020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