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曾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以表心迹，“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文天祥所谓的正气，简言之即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如果一个士子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他就是孟子所称赞的“大丈夫”。不过在宋元鼎革之际，既有文天祥等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士人，也有像赵孟頫等愿意为蒙元政权服务的“贰臣”。因此，尽管赵孟頫在元朝官至从一品，且在书法、绘画方面都取得极高成就，一些后世文人却对赵孟頫的人品嗤之以鼻。
譬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书法家和医学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曾提到，年轻时他是醉心于赵孟頫书法的。在清军入关、朱明覆亡之后，傅山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他甚至对董其昌称赞赵盂頫为“五百年中所无”大为不满。那么傅山本人是怎么做的呢？作为明朝遗民，傅山一不剃发易服，以红衣道人身份行医为生，同时进行秘密的反清复明活动；二是坚决不与满清朝廷合作，也不接受清廷授予的官职，真正成为了至死不渝的“大丈夫”。
在历史列车急速转弯的时代，时代风云的剧变常常会给文人们的心理造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进而影响他们的判断和行为。有人认为“忠臣不事二主”，有人则认为“良禽择木而栖”，因此文人的一些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我们除了忠君爱国，也具有儿子、丈夫和父亲等多种社会身份。如果大家都以死殉节，那么谁又来替我们尽孝和抚养子女呢？ 学者解玺璋在历史人物研究领域深耕多年，他最新出版的《抉择》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
这些人物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重点着笔于李贽、黄宗羲、吕留良、傅山等知识分子在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关照历史中的深刻人性。书中的人物，要么面临王朝的鼎革，要么面临华夷之辩、中西之争，他们在历史巨变之际的认知和选择多有不同。作为历史叙事，作者尊重笔下历史人物的选择，尊重事实和真相，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只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出可信的历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