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将至，不少读者朋友都在为年终的各项工作忙碌。年月日的变化，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回顾历史，规范日期、月份、年份变化的历法，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

  诞生于古罗马的公历

  历法的基本单位与天体运行带来的更替直接相关。一日的长度，是地球自转一圈所带来的昼夜交替所经过的时间。一月的长度，以月相阴晴圆缺的变化为基准。而一年的长度，则是由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带来的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来标定的。

  目前我们通常使用的历法一般被称作“公历”，它发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历法。

  公元前753年，古罗马的领袖罗慕路斯在古希腊历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历法。然而，这套历法中，一年仅仅包含6个30天的月份和4个31天的月份，全年的长度仅有304天，和一个回归年的长度365.2422天相差较多。这里所说的回归年，大致可以理解成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所经历的时间。这样制定的历法会引起很大的不便，因为人们无法在月份和季节之间找到固定的对应关系，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会在不同年份的同一月里经历春夏秋冬四季。

  由于年代久远、记载流失，对于罗马人采用这种奇怪历法的原因众说纷纭。然而比较确定的是，目前各个月份的英语单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这套历法。在这套历法中，每年的第一个月和现在3月的英语单词相同。根据英语单词与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之间的联系，这个月是战神之月。在它之后，表示现在4月的单词则是阿弗洛狄忒女神之月，在希腊神话中，这位女神代表着爱情、美丽与激情。表示现在5月的单词是掌管哺育婴儿的神祇迈亚女神之月，表示现在6月的单词是罗马保护神朱诺之月。而在这几个月之后，表示月份的拉丁语单词就仅仅是没有特别含义的序数词了。

  在这套历法使用了数十年后，罗马人进行了一次历法改革，给全年增加了两个月，缩短了当时一个罗马年和一个回归年长度之间的差距。然而，由于在调整历法的过程中也缩短了一些月份的长度，导致调整后的罗马年长度也仅有355天。为了月份与季节的关系相对稳定，这时的罗马历规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入一个22天的“工作月”，以补齐与回归年之间的差距。

  遗憾的是，历法本身并没有规定具体在哪一年加入工作月，这件事要由罗马的一些僧侣人为决定。由于僧侣和政治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僧侣们开始滥用手中的这项职权。一旦自己的盟友上台，他们便想方设法地增加年份的长度，好增加盟友的任职时间和在任期间的财政收入。而一旦政敌上台，则反其道而行之，减少政敌的执政时间。

  这样做的后果使罗马的历法再次变得混乱不堪。到了公元前49年恺撒大帝执政时，月份和季节之间的对应已经出现了多达90天的偏差。决心改变现状的恺撒大帝求助于天文学家后，制订了新的历法。恺撒大帝的全名为儒略·恺撒，因此这套历法也被称为“儒略历”。儒略历中，每个月份的天数已经和现在一样，2月的基本长度为28天，全年总共有365天。为了消除与回归年之间的长度差异，儒略历每4年需要增加一天，这一天通过将2月的长度在闰年中调整到29天来加入，和现在的历法也已经一致。

  中国人的历法——农历

  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另一套被称为“农历”的历法。公历的元旦是值得庆祝的节日和一个新的开端，但中国人内心中更加认同的“新年”，则是农历正月初一的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也是按照农历的日期确定的。

  虽然在公历产生的源头，月的长度也是基于月相变化的周期确定的，但在其后的演化中，公历不再寻求每月的长度与月相变化周期相符，数次历法调整的目的是使历法中每年的长度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尽量相等。像公历这样以太阳公转为基准确定的历法，被称为“阳历”。而在我国的农历中，每月的长度为29天或30天，和月相变化的平均周期29.53天吻合，从而能够保证在各月的十五，人们看到的都是圆月，每个月的初一，人们看到的都是一轮新月。在农历中，每年的基本长度为12个月，这样得到的全年天数会比回归年的实际长度差11天左右。为了让季节与月份的对应关系保持相对稳定，农历采用在特定的年份加入闰月的方式，修正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异。这种既考虑月相变化、又考虑地球绕太阳公转时间的历法，被称为“阴阳历”。有时，人们习惯把农历也称为“阴历”。但严格来讲，农历并不是只考虑月相变化的真正意义上的阴历。

  现在使用的农历历法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已经形成。虽然详细内容已经难以考证，但基本可以确定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出现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这六种历法，被合称为古六历。这些历法构造的基本原则相同，均是在与月相变化相关的朔望月的基础上，通过19年中设置7个闰月的方式调整年的长度。其区别在于岁首位置的不同，也就是一年开始位置的不同。秦国将全国统一后，也将自己使用的颛顼历作为全国统一的历法进行实施。

  汉朝建立之初，各项制度都沿袭了秦朝的做法，《颛顼历》继续得以使用。但由于《颛顼历》对朔望月的计算不是非常精密，一百多年来累积的误差，使得十五晚上月亮不圆的现象开始出现。公元104年，一些负责观星的官员发现，当年十一月中的一天，诸多与历法有关的天文现象将在那一天集中发生，是理想的改历机会。于是，太史令司马迁上书汉武帝，要求下令改历。汉武帝接受了司马迁的建议，下诏书召集天文学家开始改历，形成了《太初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第一部完整统一、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

  《太初历》已经相当接近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这部历法以冬至所在之月为十一月，以正月为岁首，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月大30日，月小29日。在这部历法中，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目前仍然在使用的24节气。

  在《太初历》之后，虽然历法不断推陈出新，但基本都沿用了《太初历》所定下的框架。由元代郭守敬组织制定的《授时历》中提出365.21425天为一年，和地球实际绕太阳一年的周期只差26秒，登上了我国古代历法的最高峰。目前我们使用的农历，是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负责测算的，而其基本指导原则来自于明末崇祯年间编写的《崇祯历书》。

  《格里历》修订历法让时间“消失”

  再回到西方的历法制订。古罗马儒略历的年长度和回归年长度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比较小的不同，每130年就会和实际情况产生1天的偏差。在某个人的一生中，他不会感受到这种偏差对历法使用的影响，但千百年后，这种误差会积累到相当明显的程度。

  春分，是太阳在春天直射赤道的日子。在那一天，白天和黑夜的时间长度均等，而太阳刚好从正东方升起，从正西方落下。对比历法给出的春分点日期，和实际上春分出现的日期，是考察历法准确程度的一个简便方法。1582年，儒略历给出的春分日期已经和实际相差了多达10天。由于很多天主教的宗教活动时间要靠历法指导，一群宗教领袖授权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在请教天文学家后，格里高利对儒略历进行了一个修正，在保持4年一个闰年的基础上，又规定逢百的年份（如1900年、2000年），只有能够被400整除时才能算作闰年。这套历法叫做《格里历》，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

  为了在推行新历法时能够同时校正儒略历的累积误差，格里高利将1582年10月5日至10月14日这10天直接跳过，即当年10月4日后马上会迎来10月15日。由于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推行新教国家对于罗马教廷颁布的这种客观上更加准确的历法表现出了抗拒的态度，没有立即接受这套历法。因此，当时如果一个旅行者从一个天主教国家进入一个新教国家，就会发现日期莫名其妙地被提前了。

  推行新教的英国，直到1752年9月才开始改用格里历，而这时要“删除”的日期已经从10天增加到了11天。有人对这11天的“消失”感到愤怒，甚至爆发了抗议新历的“时间暴动”。当然，每个人的时间并没有被真正偷走，改变的只是赋予时间的符号。而早就与天主教分道扬镳的东正教国家，接受格里历的时间就更晚了。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时，仍在使用被称为俄历的儒略历。革命发生的时间是俄历（儒略历）10月25日，而在格里历中则是11月7日。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