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报道：熟悉樊启寅的人都知道，他今年65岁了，每个月有退休工资，子女都有工作，家庭没什么负担，完全可以待在家里尽享天伦之乐。

  “老樊，一天忙到黑，进进出出，能拿多少钱？”11月5日傍晚，樊启寅坐公交车回家，同车的一个老朋友如是问。

  樊启寅已记不清，有多少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的确，工作日风雨无阻，节假日随叫随到，人民调解员现在每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除去买书的钱、交通费、通讯费，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既然如此，樊启寅为什么还要干呢？

  樊启寅说，如果退休后与外界不来往，只是待在家庭里，或者与一群老年人坐在一起看太阳落山，这种生活状态不是自己想要的。受党的教育多年，趁身体状况还好，能做一点带有公益性的事情，何乐不为？

  樊启寅认为，自己能借助医调委的平台，当上一名人民调解员，让患方把心里的不满、怨气全部倒出来，进而走上理性的维权路，就是在帮老百姓排忧解难。

  在樊启寅看来，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从社会学层面来讲，医疗机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经济能力等各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患方不过一个小小的个体，相对处于弱势。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有的医生可以利用医学知识和专业术语，把整个诊疗过程说得有依有据、条条是道。然而，患者只能从表面现象上认为医院做错了，无法从深层次找到原因。

  去年，一个孕妇在我市一家医院先后做过5次孕检后生下一男婴，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畸形疾病，家属认为医院孕检不负责任，漏诊误诊，要求医院承担责任。而院方则坚持“根据《产前超声检查指南》和专家解读意见，没有责任。”

  樊启寅接到孩子奶奶柯婆婆的调解申请后，想方设法引导医患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最终，《鉴定意见书》结论是医院承担次要责任。在樊启寅的进一步调解下，今年2月14日，柯婆婆与医院达成调解协议，院方一次性赔款结案。

  幸运的是，孩子到上海一家医院接受手术获得成功。柯婆婆逢人就夸樊启寅“他一根烟都没抽，就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前几天，柯婆婆带孙子到上海复查回来，高兴地给樊启寅打电话：“樊老师，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同样，医院也乐意接受医患调解委员会的第三方调解，尤其是出现患者死亡纠纷时，患者家属男女老少几十人，在现场又吵又闹，既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也影响医生和其他患者的情绪。

  怎么办？

  樊启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双方离开现场，前往医调委沟通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