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回首“至暗时刻”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用读秀数据库检索“俞敏洪”,结果惊人——作者署名“俞敏洪”的,有469种书。

  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英语学习辅导书,此外还有不少管理、口才、励志书;俞敏洪喜欢写博客,经常演讲,这些也会结集成书。

  如果不想学英语、不想练口才、不想出国,那么这些书都可以不看;不过俞敏洪最新的一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倒是干货满满,里面的内容未曾在博客上贴过,值得一读。

  与合伙人的关系:痛心疾首、教训深刻

  培训机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优秀老师,但是老师足够优秀的话,就会和老板要价、甚至分庭抗礼。俞敏洪曾经用“饭馆老板和大厨师”来形容这种关系。

  早期,俞敏洪一个人备所有的英语课,阅读、听力、语法、口语等等,他都能教,这样,那些课程的老师就难以和他谈条件。但是,他唯一一门不能教的数理逻辑课,那个老师就“造反”了;俞敏洪的对策是,多请几个数理逻辑老师。

  这个阶段,俞敏洪的很多家族成员进入新东方,他们为俞敏洪节约了很多成本,让公司撑过了最艰苦的日子。新东方做大以后,俞敏洪邀请了王强、徐小平等海归同学进入,采用了类似于承包、割据的利益分配方式,大家各打一块江山,大头归己,给公司交15%的利润。这种方式令新东方急剧扩张,但是海归同学与俞敏洪的亲戚们关系不好处理,而且其他高管也把自己的亲戚带了进来。

  最后俞敏洪壮士断腕,将所有家族成员请出,他在书中写到,他母亲为此半年没给他做饭。实际情况则难堪得多,俞敏洪曾当众给母亲下跪。

  此后,在公司股份化的过程中,俞敏洪和海归同学们的矛盾激化,他一度被赶下台。与一般的“商业宫斗”不同的是,新东方内部的斗争伴随着同学情感的撕裂:“我们是老同学,这件事你怎么能对我这样?这个利益分配你怎么能少了我呢,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大家很容易不就事论事。比如新东方在2001年到 2004 年的三年改革期,同学之间的纠葛、打架,各种情感纠缠,甚至号啕大哭都出现过。”

  好在,俞敏洪和他的同学们还是守住了做人底线,大家没有走到决裂那一步;他本人在股东投票中胜出、回归。后来徐小平策划了《中国合伙人》;俞敏洪则在书中表示,这部电影把自己的形象弱化了一点。

  回首往事,俞敏洪认为,同学朋友一起创业有利有弊。他道出3个关键:利益结构一定要清晰分明;利益结构一定要是动态的,开始时三个同学每人可以30%,三年以后可以根据每个人岗位的重要性和贡献的多少改变期权;此外要有清晰的上下级结构,明确由“老大”说了算。

  与官员的关系:不做有“后遗症”的事

  “政商关系”无疑是个敏感话题,俞敏洪在书中很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做法。

  “一些政府办事员对企业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企业到底能够做得快还是慢,能不能顺利进展。……中国从古代到今天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常常会大于规矩。有时候,我们按照规矩去做事情,人家可以不理你,但是你要按照人情去做事情,人家就可能会理你。所以在中国的不少场合,如果人情没到,关系就不会到。”

  今天的俞敏洪和新东方也已脱胎换骨,他透露了跟官员打交道的原则:“你可以跟政府官员建立起很好的个人感情,很多政府官员本身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人,有很好的品格的人,跟他们打交道,让他对你的人品人格予以认可,这种事情叫作友情相交,最后对方把你视为朋友。”

  “要把握的另外一个原则是要做没有后遗症的事情。就是合理合法的事情,清白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上比较‘邪恶’的办事员,明目张胆地就向你要钱、要东西,不给的话,他就不给你办事。……越是这样的人你越不能给他,因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有可能被抓起来,那你也会很容易牵连进去。所以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实在不行了,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那这个利益就不要了,大不了再穷一段时间,再搁置一段时间!当然你有别的解决办法的时候可以用别的办法,但是一定不要选择给自己留下后遗症的办法。……我发现绝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是想把事情做好。他们有的时候会‘为难’你,只是因为他们不太愿意也没法承担责任而已。你跟他们熟悉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理解力甚至比你还要好,也有很强大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利欲熏心的人毕竟是少数,遇到这样的人你就避开。跟好的政府官员去打交道,这样的话既有了交情,又有了友情,互相之间还能学到东西,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业务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

  面对“浑水”攻击:一靠朋友、二靠自身过硬

  今天,很多国际化的企业都要直面贸易战的风险;而新东方早在2012年,就领教了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攻击。

  当时,美国浑水公司抛出了调查报告,指责新东方财务数据造假、学生人数造假,两天之内,新东方的股价就从每股20多美元跌到了9美元多,市值减少了60%。

  这家浑水公司几乎专门做空中国公司,他们认为,中国公司在到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造假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浑水的一些攻击也确实得手,赚了不少钱。

  俞敏洪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新东方的股价稳住。“第二天,我召集了一批企业家朋友,有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人,我们一起吃了个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新东方面临的情况。他们跟我说:‘老俞,你说清楚就行了,浑水公司对你的指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充分相信你。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诉我们实情,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如果不是真的,也就是你百分之百是诚恳的,那么我们就来买新东方的股票,帮你把股价拉回来。’我跟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新东方从来没有做过假账,这是我的底线。他们听完以后就说:不用再讲了,喝酒吧。当天晚上,他们好几家公司就买进新东方的股票,差不多有3亿美元。就这样,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新东方的股价就从9美元多回到了12美元左右。”

  紧接着,俞敏洪趁着股价被拉低一半多的时候,为新东方的骨干力量增发期权,节约了巨大的成本;为新东方的管理层和骨干力量争取了三年的长远利益。

  第三步,他打电话给蒙牛的牛根生等人借了2000多万美元,又把这钱分头借给新东方的高管团队,让大家回购一部分新东方的股票。

  第四步,俞敏洪聘请了全世界最好的独立律师事务所、财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要证明自己清白。

  调查一年半以后,他们出了报告,提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明新东方是非常清白的。新东方为此付了1500万美元给独立调查团。

  此外,由于浑水公司的攻击,美国很多股民联合起诉新东方。由于新东方没有问题,所以最后只赔偿了律师费和股民时间上的损失,差不多有200万美元。

  新东方在表面上损失了近2000万美元,但是不到一年,新东方的股价就回到了被浑水公司攻击之前的状态,三四年之后,新东方的股价接近100美元。通过股票回购、给管理层发期权,钱实际上又赚回来了。

  无疑,这个案例有很好的启示:关键是自身过硬,再加上巧妙应对,化危为机是可以做到的。

  (李煦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