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心
1932年我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一个红色大家庭。叔公钱亦石系我党早期的教育家、理论家，女婿是知名音乐家冼星海。姑妈钱瑛曾担任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叔叔钱道厚也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
1932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是中国灾难深重的17年。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将我的经历作一介绍：
第一、咸宁火车站，咸宁乃京、广铁路之大站、武汉咽喉。1927年叶挺大败吴佩孚就在咸宁汀泗桥。1938年我开始上私塾。半年后，父亲来咸宁接我到湖北石首与母亲同住，高兴万分。与奶奶、哥哥告别后，赴咸宁火车站，乘火车去武汉。谁知，祸从天降，日寇飞机不停扔下炸弹。一个六岁的儿童遇到此景，除了哭喊爸爸，还有什么呢！更可怕的是父亲吓得不知去向！好在一个国民党军官收留了我。
第二、保卫大武汉，武汉系九省通衢长江、汉水之交汇处，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赤壁之战就发生在武汉附近。1937年底，南京失守，蒋介石将国民政府搬到武汉、达官贵人汇集至此，还带来无数上海、江、浙一带的难民，真是人山人海，乱成一团。此时，日寇几十万大军围攻武汉，国民政府也喊出死守武汉。两军对阵，炮声隆隆。此时此刻，父亲带着我来到这可怕的城市，走街串巷，找不到住宿，只好在江边呆了一夜。天上的星星没有两样，可是人间实在太惨。黄鹤楼已倒塌，蛇山见不到树木。江边的难民成群结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哭喊声、枪炮声，混在一起，可怕之极。第二天一早，父亲带着我不知怎样挤上了船，没有座位，人挤人、人堆人、臭气熏天、热气蒸人。整整一天没有吃一粒饭，没有喝一口水。傍晚，终于抵达石首港。
第三、石首不安宁。石首地处洪湖，贺龙同志在这里起家。姑妈钱瑛在这里打过游击。二叔钱道厚在这里牺牲。1938年~1942年比较平静，到了1942年可能新四军在这里发展壮大。从此日寇不断派飞机来轰炸，石首不安宁了！一年之内，我们搬了三次家，东躲西藏。
第四、华容故道，华容乃湖南重镇，关羽捉曹操就发生在这里。此处山高奇特，道路险恶。1942年在石首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们一批难民只好沿着华容道无目的地向前迈进！我们一家六口，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弟四人。我最大10岁，大弟8岁，小弟4岁，小妹1岁。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南县、沅江、益阳、长沙，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在湘潭居住了两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高小两年就在湘潭上的。
第五、湘江乞讨，湘江乃洞庭湖四大支流之首。流经长沙、湘潭、湘乡……等地。1944年，日寇到处吃败战。为了打通到缅甸的通道，第四次攻打长沙，长沙失守。这时，父亲外出做生意未回。母亲只好带着几个孩子，租着一艘船，沿江乞讨。我记得到湘乡望全乡时，遇到一位老人，自称是曾国藩的族人，把我们接到他家给了一些吃的，还给了些钱，让我们上路。此时，母亲哀求将最小的弟弟（八个月）立华留下送给老人，老人无奈！此时天气炎热，小弟发烧，不久就葬身在湘江……。就这样，我们又只好拖着小船，沿江而行。不知怎样，到了湘西重镇——蓝田。
第六、蓝田求生，蓝田系湘西重镇，四面环山，风景优美。虽小，但银行、邮局齐全。我们母子在蓝田呆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既是最痛苦的半个月，也是最有希望的半个月。为了生存，一个12岁的儿童，居然挑起养家的重担。我什么都干，挑煤、卖报……，某日，我挑一担煤，一只狼狗追来将左腿咬伤，留下终生痕迹。天无绝人之路，一天邮局送来一份电报，说重庆的亲友派人来接我们去重庆。全家欢喜万分。就这样我们在来人的带领下，乘着敞篷汽车翻山越岭，经贵州遵义、贵阳，来到了重庆。一路见闻，惨不忍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难民如潮。贵州重镇独山失守，重庆告急！一片混乱。1944年秋，我考上了重庆复兴中学。这时，我虽然只有12岁，由于经历如此磨难，我已经有思想。一方面目睹国民党腐败，另一方面又见到无数知识青年勇敢参加远征军，使我立志效忠祖国，渴望中国富强。每天我站在重庆南岸真武山上（学校地址）遥望四方，思考着、准备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初心》吧！
十年军旅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我是湖北省立高中三年级学生，为了迎接解放，学校给我们提前发了毕业证。我满怀欣喜，决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七月，空军在武汉秘密招生，我被保送到空军长春第二航校。现将我在空军十年的经历和成绩介绍如下：
第一、长春第二航校，1949年9月我来到长春第二航校，被编到仪表大专班，并任班长。航校10月1日开学，教师都是苏联人，连翻译都是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毕业生。学员大部分是从全国陆军选来的25岁以下的连、排干部，文化程度都是小学二、三年级。由于文化不齐，语言不通，我被聘为辅导员。经常代替老师向学员讲课。因此，我表现十分突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荣获时任空军司令员刘西楼颁发的学习优秀奖状。
第二、空军第四混合旅（即空四师），1950年4月11日，刘西楼向中央军委递交了组建第一支航空部队的报告，5月9日中央军委批复成立空军混合旅。1950年6月19日，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部队——空军第四混合旅（太平洋部队）在南京成立。辖2个歼机团，一个轰炸团。我就是轰炸团的成员。聂凤智任华东空军司令兼旅长，李世安任政委，刘善本任副旅长。这一年，我们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参加国庆一周年大典。不久，我们又回师东北，参加抗美援朝。我经受了战争考验，获得了抗美援朝纪念章。
第三、空军航校，1952年我调到空军航校任教，直到1959年转业。我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年年立功授奖，被评为模范教师。使我荣幸的是中国第一批女子飞行员是我的学生。为了适应学员的需要，我创造了“教、学、做”合一教学法，即：以“做”为核心。教师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这一教学法，在全校推广，给我立了三等功。
第四、对我有影响的几位首长。
聂凤智，解放上海的英雄（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后任华东军区司令。主要影响：压倒一切放人，决不被敌人压倒的军人气质。
李世安，中等身材，精明能干，充满智慧。主要影响：用智慧征服人、团结人。
刘善本：国民党第一个驾机起飞的人员。技术高超，工作认真负责。主要影响：敢于担当。
总之，十年军旅，把我炼成一名有信仰、有立场，相信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从1952年任航校教员到现在，我在教育战线奋斗了60多个春秋。现将主要成绩介绍如下：
第一、内蒙古乌达矿务局。内蒙古乌达系贺兰山脚下的一片沙滩埋藏大量煤矿，兰新铁路通过此地。为此，中央决定在此成立煤炭公司。
乌达矿务局是1958年成立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没有学校。我于1959年至1981年在这里干了22年教育工作，现将主要成绩分述如下：
其一、打基础。1959年我被任命为三矿教育科长，负责组建三矿子弟学校，并在工人中开展“扫盲运动”。我始终遵循教育规律，实事求是和个别人的极左思想（三个月扫除文盲）进行坚决斗争。
其二、建立矿务局第一所实验中学。1962年我调到矿一中任教导主任。校长不懂教育，而且“极左”，打击知识分子。我与他进行了一年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上级党委将他调走，派一名老同志任校长，主要任务压在我的身上。我大胆的将初级中学改为全日制完全中学，大胆的重用有才华的教师，让第一批高中毕业生上省级线达到50%以上。
其三、主导教育处的业务工作。1965年我调到教育处任教研室主任达十年之久，指导全局中小学的业务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经验的教师，为矿务局的教育事业作了重要贡献。
其四、建立内蒙古职工大学。1975年组织上让我组建内蒙古职工大学。我主动与内蒙古煤管局主管教育的同志联系，积极争取，内蒙古煤管局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最后由教育部和内蒙人民政府合签成立了内蒙古职工大学，向全区煤炭系统职工招生。我被任命该校副校长（副处级）。
第二、第二汽车制造厂
1981年我调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任教育处副处长主管业务。当时二汽教育很分散，一厂一校，而且是一条龙（即小学到高中）办学。老师质量极差（所谓家属统治学校）。1981年高考上省线的人数仅有17人，家长不安心，纷纷把孩子送到外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正夏的支持下，召开了二汽第一次教育工作大会形成文件（会议纪要）。
我积极推进压缩高中，大办职业教育。将二汽原20所高中压缩到两所，将原八中改为职业高中总校。二汽大部分专业厂均办职业高中分校，为二汽建设发展输送了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同时，在职业高中总校办幼儿班，在教师进修学校办中师班，在华中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为二汽培养了200多名教师。在西安有关院校为二汽培养了200多名大专生。在全国招聘了80多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实现了二汽教育工作的规范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我还推动了二汽学校学制改革，由10年制改成12年制。另外，率先在二汽小学开外语。总之，使二汽中小学教育逐步步入良性循环。三年之后，二汽高考上省线的学生稳升到100名以上。家长十分满意。当然这些成绩主要是以黄正夏同志代表的总厂党委支持和有关同志的配合，但我确实起到了出谋划策的作用。
第三、陶行知研究会，我是第一批参加陶行知研究会的。我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有研究。我沿着陶行知的足迹南京晓庄、重庆育才、上海工学团以及陶行知的家乡进行了实地考察。我写了10多篇论文在全国各省级刊物发表，我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现实意义》在华师大校刊发表，并存入伦敦图书馆。我还编写了《陶行知教育思想讲义》在教师进修学校给学生讲授。我在二汽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评为先进单位。离休来北京后，还和陶行知研究会秘书长方明同志一道对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指导。可以自豪的说：我热爱教育热爱教师。
中国陶行知研究常务理事
教授 钱立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