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初，我随通城北港区杨部公社700名民工队伍，一路步行120多里来到崇阳青山水库工地。我当年34岁，是个伤残退伍军人。因读过三四年私塾，当过民办教师，营部（公社）负责人胡炳林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任工地营长。他安排我当食堂会计，总管工地700人吃喝拉撒，一些大队民工头儿，称我为“钱粮大臣”。

  上工地前，我是高峰大队会计，大队党支书记张昌友是本大队90名民工领队。两年前，我在桂家畈（陆水）水库当过营部会计，管理工地食堂轻车熟路。杨部公社700名民工住在大坝下一里许河边工棚里，食堂是个大工棚。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民工营长胡炳林时年25岁，精明能干。他把食堂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担任会计又兼任营部食堂负责人。食堂有8个伙夫，4个樵夫（砍柴人）、一会计、一个出纳，还有个叫吴德峰肢残人，协助我管理食堂。民工开饭6个人一桌，一般是一菜一汤，突击期间二菜一汤，搞突击时保证早餐有肉。

  我从县（团部）领导口中得知，青山水库是个大型水利工程，蓄洪后，水库水面达2万亩，蓄水4.7亿立方，能灌田10万亩，还能发电。为了赶在春汛前筑好大坝，咸宁地区从通城、蒲圻、鄂城三县调2万名民工支援，加上崇阳7个区调的3万民工，工地上有约6万民工。我从驻地远望，大坝工地人密如蚁，广播乐曲和劳动号子，交织成战天斗地的进行曲。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大会战场面激动人心，民工们劳动不吝惜汗水。

  当年，根本没有现在挖机之类机械，筑大坝全靠人工挑土上坝。崇阳人担土方用的是土箕，挑土一路洒下不少。通城人用的是小圆筐，一担有100多斤，挑土石方工效高。当时久旱不雨，窄窄的上坝小路，被踩得积有二寸多厚浮尘。民工劳动一天回来，人人灰头土脸，一些中青年民工，因打赤膊担土，汗水将灰土粘在身上，用水抹澡时，脸盆的水几乎成了泥浆。工地民工几乎是清一色男工，只有少数女青年，她们是每个大队派到工地搞后勤服务的，职责是照顾病号，或是营部卫生员。我营卫生室有一对姊妹花，是水口大队人，姐姐叫吴金梅，是公社卫生院抽调来的，妹妹是初中生，也参加过赤脚医生培训学习。姐妹俩有时随民工出勤劳动，大多数时间呆在工地卫生室。因她们长得漂亮，见人一脸笑，不少青皮后生，手上刮去一点皮，或手掌有个血泡，就借故跑卫生室，图姊妹花赐个笑脸，或亲手为其涂抹一点红汞碘酒之类药水。因她们表现好，姐姐后来升任了公社妇女主任，妹妹也到了公社卫生院工作。

  我们一个700人的大食堂，要把伙食办好，让民工吃饱吃好，为劳动强度大的民工恢复体力，达到提高工效，早日完成营部筑坝任务，是件很费心的工作。

  当时指挥部一个标工补助一元钱，半斤粮，一个民工一月一斤肉。营长胡炳林在办伙食上特别用心。他吩咐我，说食堂伙食好坏，直接关系到民工劳动干劲。他规定食堂三天吃一次肉，隔天有豆腐干鱼，米饭管饱，白菜萝卜，南瓜菜可添。因我营伙食好，出工早，工效高，一个民工一天能得一个半标工。一天早上，胡炳林见一个头戴草帽的人，低着头，在和5个民工吃饭，一连夹了2块肥肉吃。胡炳林将那人将草帽一掀，喝道：“李小子，你们墨烟公社的怎么在我这里吃肉？”原来戴草帽的人是墨烟营的一个副连长。胡炳林当即批评我，怎么让外营人来混饭吃？我说：“早上天未亮就开饭，几百号人，我没孙悟空火眼金睛，能管得了吗？”一连几天，我闷声做事，不理胡炳林。一天吃饭时，他又主动与我打招呼，说自己说话没遮拦，叫我莫见怪。我们一笑又和好如初。

  为了办好伙食，我总是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先将泡好的黄豆漂洗一遍，再喊几个伙夫起床，安排2人推石磨磨豆子，吩咐人烧水泡浆。待四、五十斤豆子打成豆腐，已是日上三竿。当然，杀猪宰羊、厨师先尝。我也暗内留一二钵豆浆，让几个伙夫和胡营长及病号喝上一小杯，有时还放了点红糖。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工地民工因劳累和家务事，一、二个月也要换人。我们后勤人员，则是长期的，但一月能轮流放三天假回家休息。当时无车，都是步行。记得我有一次老婆病了，我一早动身，从青山至蔡家墩，沿隽水河上溯而行，120多里路走至天黑了一阵才到家。在半路的一代销店里买了半斤冰糖，给几个孩子。我见老婆患重感冒，送到公社诊所打了一瓶吊水针，到村里买了10来个鸡蛋。见老婆病有好转，第三天半夜，我就往青山水库工地赶。天黑一阵到了青山工地。听说，工地要搞大突击，营部还要调民工来，我又连忙和食堂的人忙着备办次日伙食。

  我营驻扎的地方，离村子只一箭之地。村里有个姓周木匠，比我年长几岁，我与他一来二往，日渐熟悉起来，后来亲如兄弟。临近年关，我们通城民工将离开工地，周师傅用一块三指厚红木木板，做了条一米多长高脚板凳送我，50年来，我拆旧房建新房搬迁几次，这条板凳一直在使用。这条普通的板凳，是社员参加社会主义水利建设的见证，是艰苦岁月中2个公社社员友情的结晶。

  （通城县大坪乡花墩二组 胡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