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南这片美丽富饶、人杰地灵、开放包容的土地上，唐宋时期就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人物。如，盛唐大名士李邕，唐宪宗朝同平章事李鄘；宋代铁御史吴中复，连中三元、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的冯京，户部侍郎兼知开封府吴择仁，气节之士、官至枢密院编修官文学家王质，文学家、词人吴则礼，朱门骨干、理学名家吴必大，南渡忠义爱国名臣陈求道等等。他们是鄂南宋代历史上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经历、业绩是鄂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历史文化的辉煌。在这片土地上，宋代还有为官鄂南、影响深远的名宦，如宋代崇阳县令张咏（号乖崖），崇阳县主簿王炎，通山县令蒋之奇，知鄂州王韶、向子、丘崈、汪澈，知兴国军周紫芝、王溉、张釜等等，他们在任政绩卓著，深受鄂南百姓爱戴，对鄂南人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北科技学院王可喜教授是在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影响和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他具有深厚的考据功力、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求是学风。十几年来，其研究宋代诗人、词人已达几十家，此前已出版过合著《两宋词人丛考》。近几年来，他把研究目光收回到家乡身边的历史名人身上，关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正不断产出。所著《宋代鄂南历史名人考》（下文简称《名人考》），于201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宋代鄂南名贤、文学家吴中复、冯京、王质及名宦王韶、王炎的年谱合集。《名人考》既是鄂南文化研究系列丛书之一，也是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成果，还是咸宁市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择优资助成果，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宋代鄂南历史文化名人的拓荒之作。

  综观《名人考》全书，其学术创获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宋代鄂南名贤吴中复、冯京在民间一直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如，吴中复与兄弟几复、嗣复并称“吴三贵”，本是赞赏吴家考取三进士，出了三位贵人，可是李自成带兵经过此地误以为是吴三桂，痛恨至极，大开杀戒，双迁一带吴家几至灭门；又，吴中复两劾宰相，宋仁宗赐其“铁御史”“文儒”，声名远播。冯京连中三元，张尧佐逼婚，两娶宰相女等故事，至今在民间广为传播。这些传奇故事，当代文人、学者以散文、游记、随笔、故事等形式多有述及，但没有追本溯源的权威说法与结论，有的甚至是以讹传讹，如说冯京两娶宰相女是先娶晏殊之女，再娶富弼之女，大错特错，冯京的岳母才是晏殊之女。作者作为一个在考据园地里耕耘多年的青年学者，保持着扎扎实实做研究的初衷，体现出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名人考》所收集的材料较为丰富，既有谱主的著述、正史传记、官修通鉴、纪事本末、方志、四库提要等常见正面资料，也有谱主同时代交游者诗文、年谱等互证资料，还有当代孔凡礼、朱瑞熙、王兆鹏、辛更儒等知名学者丰富的考证成果，全书引用文献达174种之多，可谓兼采众长。总之，作者以权威、可靠的史料为依据，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以追根溯源为目的，全面展示、还原宋代鄂南文化名人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

  其次是开阔的研究视野。《名人考》研究了五家宋代名人，分别是名贤篇的吴中复、冯京、王质，名宦篇的王韶、王炎。吴中复是宋代鄂南土地上较早走上仕途、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名贤代表，其兄弟三人中进士，号称“吴三贵”，朝廷将其家乡命名为崇儒乡双迁里，意为这里崇尚儒学，出现了兄弟双双升迁的令人骄傲的硕果，可见，他们对鄂南儒学之风的形成影响巨大，当今世界“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就是鄂南儒学之风影响的再次证明。此外，吴中复清廉刚直，不畏强权，连劾两位当朝宰相，仁宗赐“铁御史”“文儒”，以致后来富水河流域出现了南宋的王质、明代的吴国伦、民国的石瑛等有气节的清廉之士。冯京在咸宁相山、潜山读书，连中三元，是科举的成功榜样，对鄂南教育之风的兴起功不可没。名宦代表王韶以军事家著名于世，是王安石变法强军的代表人物。其知鄂州（治江夏，今武昌）两年，足迹遍及鄂南各地，“交亲多楚人”，其子孙移居鄂南诸县，至今分布甚广。王炎在崇阳、鄂州为官多年，留下歌咏崇阳、蒲圻、咸宁、鄂州、幕阜山的诗词甚多，是鄂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作者充分认识到，创造地方历史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地名贤是主要的，但不忽视为官一方造福一方的名宦，他们励精图治、确立风气对当地文化的形成与影响同样重要。全书研究三位名贤、两位名宦，足见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确定研究对象的用心。

  第三是充分的详密考证。历史名人是历史文化的载体，研究历史名人就是要展示是历史文化。《名人考》对谱主的一生行事、交游、创作、著述等都加以考证，并一一予以编年，大部分进行了系地，十分详密。五位谱主，都给人杰地灵的鄂南区县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作者以一种乡土情怀，注重挖掘乡邦文献，开发地方人文资源，重构乡土文化精神，为五位谱主撰写年谱，精密考订其生平行事，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知人论世之助，为今后的理论阐释和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第四是深度的历料挖掘。考据的关键是要文献支撑，除传统文献之外，作者注意挖掘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特别是族谱文献。本书就充分利用了通山的《茅田王氏族谱》、江西德安锹溪同治《王氏大成谱》、向阳湖镇朱龙冯的《冯氏宗谱》等，从中发掘出第一手原始文献，解决了王韶、冯京等人的世系问题。作者还注意实地查访，勘查谱主的文化遗存和故乡遗址，确定了北宋诗人吴中复的故乡为通山县洪港镇而不是由永兴县对应的阳新县。到民间进行现场勘查，搜罗地方文献，不仅拓展了文献资源，解决了谱主生平的疑难问题，更体现出作者做学问求真务实的精神。

  面对纷繁错杂的史料，作者总能作深度挖掘，反复辨证。如，吴中复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其时乃父吴举七十一岁，母夫人伏氏六十三岁；又，欧阳修《吴君墓碣铭》所载吴举“子男二人”，而史载中复兄弟三人。面对诸多违背常情、互相抵牾甚至矛盾的史实记载，作者经过辨证，得出“吴中复是过继给吴举为子嗣的”结论，互异之处都能迎刃而解。又如，《鹤林玉露》卷十载冯京在潜山读书期间作有《偷狗赋》，作者通过脚注的形式，挖掘出赵令畤《侯鲭录》所载滕元发所作和杨万里《诚斋诗话》所载刘沆所作两种说法，交给读者自己判断。

  第五是高端的“附加产品”。“附加产品”突出表现在史料纠误和作品辑佚上。纠误方面，如，以吴中复自云父名举等史料，纠正《宋史》所载仲举之误；吴中复元丰元年十二月六日去世已为公元1079年，故其虚岁享年实为年六十九，纠正了通行直接转换公元1078年之误；《山西通志》卷七十六载“冯京英宗时知太原府”，依墓志纠正为神宗时；以王质《与赵丞相书》自谓“某生于乙卯”，纠正《全宋词》等载王质生年之误；以王阮《雪山集序》所载，纠正《宋史》记载王质“淳熙十五年（1188）卒”之误；以德安锹溪同治《王氏大成谱》所载王韶第十二子王实，纠正《夷坚志》所载名王宽之误，指出因繁体“寛”与“實”字形相近而误。辑佚方面，据宋章炳文《宋本搜神秘览》辑得冯京在成都所作《油筒子传》；据《宋会要辑稿》辑得冯京《乞官为借支三州义军衣甲以应敌奏》；据民国辛巳年（1941）通山《茅田王氏宗谱》，辑得冯京诗两首，辑得王韶向神宗所上表奏五篇，《咏豫老庵》诗一首。这些“附加产品”，特别是在《全宋诗》《全宋文》之外辑得这些诗文，无疑增加了全书的附加值。

  第六是鄂南建置沿革的完整梳理。狭义鄂南的行政中心（即治所）咸宁是一个年轻的市州级城市，其建置沿革的梳理是文化研究的基础。作者充分利用前言，用较大的篇幅做了完整梳理。特别是秦代，利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考知：“鄂南之地在秦朝分属南郡、衡山郡、长沙郡，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行政区划。今天的武昌、咸安区、赤壁、嘉鱼等所在的沙羡属南郡；今天的鄂州、黄石、大冶、阳新、通山之地属衡山郡的邾县（今黄冈黄州附近）；今崇阳、通城之地属长沙郡的罗县（今汨罗附近）。”汉代“鄂南之地分属鄂、沙羡、下雉三县。其中，今通城、崇阳之地属长沙国之下隽县。”而现咸宁市政府门户网站《历史沿革》云：“汉属荆州江夏郡，东汉末属东吴。汉初置沙羡县，咸宁、嘉鱼、蒲圻属之；崇阳、通城属南郡下隽县。”秦朝避而不述，下隽县西汉属长沙国，东汉属长沙郡，整个汉代都不属南郡管辖，考证结果足以补阙纠误。建置沿革的完整梳理，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精彩部分。

  当然，任何一部考据之作做不到十全十美，《名人考》也不例外。如，王韶元丰元年六月为《宝觉祖心禅师语录》所作的后序，全文存于蓝吉富《禅宗全书语录部六》中，年谱未曾提到；吴中复与欧阳修书信往来，欧阳修文集中存有《与吴给事（名中复）书》，年谱亦未曾提到，这些都有待补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