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耗时八年、收录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汪曾祺作品的《汪曾祺全集》问世。

  新书上架之际，文学公益讲座“春三月，我们一起怀念汪曾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汪曾祺先生的儿子汪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者杨早出席。

  收录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

  近日，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计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

  全集以写作时间排列文章顺序，写作时间不详则按发表时间排序。如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均不详，则编入“未编年”。文末写作时间如非作者自属，加括号以示区别。

  同时，该全集也是迄今为止收文最多、底本最为考究、题注最为精准的一部，一经面世即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的热烈关注。出版方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文化快餐时代，我们慢慢编，这份耐心基于我们对编辑工作的职业操守，也是对汪先生的一片虔敬之心——更何况汪先生是一位对文字、文章特别讲究的作家！”

  据介绍，该书每篇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每篇皆有题注，交代原载及收入作品集、文本改动、笔名等版本信息。保留作者原注；其他少量必要的注释，皆标明“编者注”。书信题注，介绍收信人简况；信中注释力求简约。

  “他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汪曾祺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记事》等，风格平淡质朴，亲切自然。他辞世之后，各类作品以不同形式被多家出版机构频频再现，深受各个年龄层次的中外读者喜爱，学界也出现了诸如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等多部研究著作。

  汪朗著有《我眼中的父亲——汪曾祺》及与两个妹妹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并在多种场合中多次回忆父亲随性、达观的为人为文之道，坦言：“有这么一个父亲非常幸福，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沉下过脸。他说他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我们都笑他，没拿他当回事儿。”

  学者杨早曾评价道：“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曾经是在20世纪中期文学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到了80年代，他再次异军突起，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评论家王干则认为汪曾祺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小说散文文体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间的界限，属于大器晚成的恒星型作家。

  从盗版书中首次了解到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的父亲见我反复地看这两本书，就也拿去看。他是看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

  看了这两本书，问我：“这也是小说吗？”我看过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刊》，看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看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看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

  我与老师沈从文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本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我是都选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过沈先生的课。

  “各体文习作”这门课的名称有点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实的，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有时也出题目。我记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过“我们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很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据沈先生自己回忆，他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那一班出过什么题目，我倒都忘了。为什么出这样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

  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这些作业来讲课。

  ……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讲话仍然是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甚至他写文章时也是这样，有时真会离题万里，不知说到哪里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管不住手里的笔”。他的许多小说，结构很均匀缜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笔的结果。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