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人士本年业认定三月八日为劳动妇女日，自是日起，将举行募捐运动一星期，所得捐款，将用以赞助妇婴事业云。”这是1923年3月7日，《民国日报》上刊发的新闻稿，可能是中文媒体上最早的、关于“三八节”的报道。

  报道有一明显失误：“三八节”是1921年9月9日至15日，在莫斯科进行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经保加利亚代表提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以纪念1917年俄国女工在“二月革命”中的牺牲。

  1922年3月8日，苏联《真理报》等媒体刊出“三八节专栏”，《民国日报》的报道晚了整一年。不过，该报道澄清了一个流传甚久的误会，足证鲍罗廷夫人（名范尼，又译发年）不是将“三八节”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1922年才有“三八节”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在“外国语学社”活动。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举行了庆祝“三八节”活动，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发表了演讲。

  此处或有误忆，据学者孔寒冰考证，1921年9月15日之前，虽有国际劳动妇女节之说，却时间未定，不能称为“三八节”。

  1908年，美国纽约工人大罢工，近1.5万名女工走上街头，以后每年举办庆祝活动，但时间是2月28日。

  欧洲诸国的国际劳动妇女节在3月19日，以纪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诞生（正式成立日为3月28日）。1911年，欧洲首次庆祝妇女节。

  1918年后，德国将国际劳动妇女节改到3月5日，以纪念被害的女革命家卢森堡。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将3月第一个周末定为妇女节。

  总之，包惠僧不可能在决议出台半年前，便提前过上“三八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八节”是1924年的3月8日。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何香凝提交了“推动女权发展”案，被写入大会宣言。会后，何香凝接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着手在广州筹办首次“三八节”。

  鲍罗廷夫人把大家带进沟

  何香凝在《回忆中国的第一个“三八”节》中写道：“有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和我谈起了妇女运动老前辈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的事，我们为了配合进一步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就打算在广州举行一次‘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

  鲍罗廷夫人是1923年10月到达广州的，晚于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篇报道7个月。

  为办好“三八节”，鲍罗廷夫人专门写了《国际妇女节与国民党》一文，由尤亚伟翻译，发表在1924年《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6期上。后来关于妇女节的种种误传，多从此文来。

  比如将“三八节”源头追溯到1908年美国女工大罢工，并称经共产主义领袖柴根特女士创议，自1910年起，3月8日被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1924年，这位“柴根特女士”被《广州民国日报》译为“栉琼”，1925年，又被《晨报》尊为“美国妇女共产党领袖紫芝根女士”。其实就是蔡特金，她是德国人，生前写过几篇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文章，时间都标为3月19日。

  鲍罗廷夫人为何错得如此离奇？可能与她更关注宣传效果有关，她在文章中称：“1912年妇女节已经被许多欧洲国家的劳动妇女所遵守，已经变成德国、奥国、英国、荷兰和保加利亚各实业中心的‘圣诞’节了。热忱是她们成功的要义。”

  对于鲍罗廷夫人的疏漏，长期无人质疑，至今大多数工具书、辞典均袭其误。

  挺“三八节”是为了“抓稻草”

  “三八节”在中国传播速度惊人。

  据学者周蕾考证，为推广首个“三八节”，1924年3月5日，在广州致信学信召开了筹备会议，廖仲恺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演讲，称：“妇女在人类占半数，而受不平等之痛苦，较男界为甚……故吾人求解决国家社会各问题，则对于妇女问题，不能不同时兼顾。”

  3月7日，妇女部派出12人乘汽车，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压迫”（这两个口号均出自鲍罗廷夫人的文章）。

  3月8日，召开庆祝大会，会后在广州主要街道进行了游行。

  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将“三八节”抬到新高度：“故在中国，此妇女日之遵守甚为重要，盖是日乃藉以警醒妇女群众，使除然于中国国民党所倡之革命运动之日后，而图其实现也。”

  力挺“三八节”，因孙中山高度重视与鲍罗廷的关系。来华前，鲍罗廷对中国“一无所知”，到广州后，曾遭张继等人责问，经孙中山直接干预，风波迅速平息。

  在孙中山与鲍罗廷的交往中，双方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鲍罗廷夫人英语好，与孙中山、宋庆龄可直接交流，故私谊甚笃。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它们的语言（指英语）倒成了您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他把妇女节放到5月1日

  “三八节”被国人迅速接受，除现实意义外，还有历史原因。

  1897年，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女学会，是为中国最早的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妇女独立等观念开始得到推广。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第二个高潮期。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到1923年间，明确提出参政要求的妇女组织已达19家，相关刊物已达11种，加上其他女性刊物，在社会上形成较大影响。随着女权意识提升，为接纳“三八节”，提供了文化土壤。

  翻检旧刊，惊讶地发现，早在1920年，《新妇女》杂志第二卷第3号上，曾刊出陆秋心的《妇女节和劳动节》，明确提出妇女节，并称它是“全世界人类公共的节”。

  文章指出，劳动节的前身应是妇女节，因5月在英文中写作May，有青春、少女之意。欧洲古时风俗，每年到了5月1日，青年男女必早起，入森林、野地采花，集为花柱。这一行动被称为A-Maying，花柱则被称为May-Polo。在游戏中还要设置五月夫人、五月女王等名目，装扮成花神。

  陆秋心认为，这足以证明，5月1日本是妇女节，后因资本剥削，才成了劳动节。

  在文章结尾，陆秋心称：“从今以后，我们一个人也不可以忘记了这个节！从前的妇女节！现在的劳动节！永远的人类节！”

  陆秋心率先在国内报纸上提出妇女节。不过他考证似是而非，可能知道当时欧洲女工动辄罢工，竟把妇女节设在5月1日。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