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湖北省是个党史大省,但还远远称不上党史强省。一方面,湖北省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大量的革命历史资源,成为全国党史重镇。比如辛亥革命之于武昌,比如将军县之于红安……我国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先生曾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湖北省的党史资源:党的一大代表有5位;两位国家主席;三个党的机关(中共中央、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曾在湖北活动;集中了四个方面的红军(后来属于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属于红二方面军的湘鄂西红军以及后来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五个苏区(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和鄂豫陕苏区)。——面对如此丰厚的资源,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住重大历史机遇,不忘初心,既尊重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革命史实,又能深入挖掘鄂南革命奋斗、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资源和现实意义,促进红色资源研究和利用,是摆在党史研究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多年来,各地尤其是鄂南的党史研究者并没有满足于既定的党史研究结论,而是敢于探索,寻找新的历史突破并进行深入总结。《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中共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的积极尝试与重要成果。
《研究》是为了纪念八七会议和鄂南秋收暴动90周年,由咸宁党史研究学者李城外主编的一本地方党史著作。事实上,早在2017年7月初,李城外的论文《鄂南系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之研究》(发表于《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就已经引起了地方党政领导的热情关注和充分肯定,咸宁市还专门成立了鄂南秋收暴动课题研究领导小组。2018年初,李城外负责的《鄂南秋收暴动研究》课题顺利通过“湖北思想库”课题验收,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研究》一书,不仅囊括了此前的重要成果,还结合出版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发言,增添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资料,为后续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综观《研究》全书,京城和湖北省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各抒己见,观点鲜明,论据确凿,颇多创新之处——
把握新思想。党史研究一要实事求是,二要突破创新。实事求是是为了呈现历史的真实,突破创新才能更好的揭示历史的细节,成为打破当前研究困境的着力点和突破方向。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找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勇闯险区,打破“定论”。对于县级红色政权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似乎已经成了定论,进入了多部党史著作和教材。《研究》的作者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方搜集史料,通过细心梳理、严格考证,最终得出1927年8月中下旬成立的鄂南红色政权,应该是“党的八七会议后建立的全国第一批县级红色政权”,早于9月上旬的湘赣秋收起义,这个“第一个”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党史研究的藩篱,具有极大的创新性!
挖掘新史料。《研究》分为三大板块,一是文论部分,收集了北京和各地党史专家的论文多篇,容纳了各方意见,可谓百家争鸣。为此,石仲泉《通山红色政权与湖北革命党史》一文指出,湖北的党史资料十分丰富,要大力宣传湖北苏区的贡献;既要充分认识,又要实事求是地把握鄂南和红色政权的历史意义。二是文献部分,收录的是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珍贵资料,为鄂南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提供了有力史证;三是文摘部分,既有中共党史及军史等著作的内容,也有地方史志、档案资料及回忆录等,是研究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等辅证资料。除第一部分是文论外,后面两个部分(文献、文摘)都属于史料,占全书一半篇幅。这些资料上至中央档案馆,下到亲历者的回忆录,编者穷尽搜寻,最大限度地保证史料的历史覆盖面和代表性,增强对于观点的支撑。史料翔实,论证充分,结论自然极具说服力。
找到新思路。《研究》一书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归属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并不单纯,它涉及到许多方面,诸如何为“政权”?何为“红色”?“县级”又该如何定义?“第一个”是不是单纯从时间上来定义,等等……该书抛弃了既往的研究误区,不纠结于一城一池,一时一地的争论,更多的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鄂南秋收暴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范畴中进行讨论。从书中收录的文论来看,既有《通城暴动中诞生的劳农政府》《论鄂南秋收暴动与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诞生》《鄂南系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地之研究》等直接论述的文章,更有《鄂南秋收暴动与中国最早红色政权的创立》《湖北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试论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党组织在湘鄂赣边秋收起义中的作用》等从土地革命、秋收起义这些更大的革命史事件中讨论鄂南秋暴意义的文章,有点有面,有据有节,最后得出“鄂南秋暴先点火,会师湘赣后兴兵”的结论,可说是水到渠成。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意义观照下,鄂南在秋暴中建立的通城、通山红色政权的党史意义也就不言自明。
提出新观点。《研究》一书是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鄂南秋收暴动课题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一个重大成果,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广泛搜集各种史料,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再去芜存精,条分缕析,才最终得出这样一个历史观点:“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发端于崇阳,成功于通城,定型于通山,称鄂南是它最早的诞生地,是受之无愧的。”作者认为:鄂南建立的这个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具有五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首创之功,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二是稳固后方,推动了全国秋收暴动的进程;三是人才摇篮,为后续革命播下了火种;四是力量源泉,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五是精神支柱,形成了敢为人先,勇于胜利的精神。这些观点不仅颠覆了此前已经形成的“定论”,更开拓了党史研究的新天地,创新了党史研究的新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研究》一书虽然立足于鄂南秋暴,着眼于通城通山建立的县级红色政权,致力于宣传鄂南秋收暴动和暴动中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将鄂南秋暴打造成咸宁的一张新名片”,而这个研究成果和研究意义与方法,完全可以辐射全国党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存在着因人立史,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解放思想,推陈出新,才能冲破陈旧观念的阻碍,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经验教训做出深入分析和总结探讨,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我们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认识。从这个意义来说,该书确实值得认真研读和推介。我们真诚地期待,随着鄂南秋收暴动与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增光添彩。 (作者单位:湖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