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长江丛刋》2018年第12期作品大观推介的樊芳中篇小说《梅月婆出走》，和刘明恒老师抱病著文《“梅月婆出走”读后》，我试图将《梅月婆出走》与同是农村题材的《秋菊打官司》，作一个粗浅的类比。

  在类比当中，我觉得《梅月婆出走》和《秋菊打官司》有两点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多重性。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打赢了官司，却十分惆怅。她打官司要的是“一个说法”，而作品中动手打她丈夫的村长，最后被公安的吉普带走了——这不是她要的结果。村长打人，是因为他不生儿子的痛处受到冒犯，而愤然伤及秋菊丈夫“要人命的地方”。本来他是秋菊的“对头”，却在秋菊临盆难产的危急关头，亲自安排壮劳力连夜赶送医院抢救。这样展现人物性格，跌宕曲折，不失为作品的亮点。

  《梅月婆出走》中的梅月婆出走的主要原因，是她不愿意被“关着”，也关她不着，“我是你们锁得住的人?”

  “家门关不住梅月婆的身子，而她整个人却被封建礼教所禁锢而不能自拔。”她“过着清闲的日子，身上不缺儿女给的零花钱。然而，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的老人，生活并不惬意。下堂再嫁之事在她心中针扎一样隐隐作痛，她隔三岔五去佛门地边缘庙烧香拜佛赎罪”(刘明恒语)。

  梅月婆对封建礼教可以说是逆来顺受，但性格的另一面却强烈地反映出她的反叛。她在家暴面前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护犊，并逃走，而且不顾坏了名声而毅然下堂再嫁。

  正因为人物性格多重性组合，个中人物才有血有肉，才活起来，才使故事在曲折中得以支撑。离开这些，整个作品就会轰然坍塌。有时候，一些“坏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优点，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显得珍贵。往往优秀的作品，可以恰如其份地驾驭这种矛盾冲突，引人入胜。

  其次，是人心向善的切入点。

  《秋菊打官司》体现秋菊善良最感人的画面，是她最后站在黄土高坡的陡处，眼望着被抓的村长渐行远去。村长打人又救人，其归根到底以人为善的思想动机就不必多讲了。就是秋菊一而再，再而三打官司的执拗，也是她善良的另一种体现。她不畏官，不畏势，不受利诱，不愿凭白无故地受委屈，她爱自己的丈夫胜过自己，用自产的红辣椒作盘缠，不惜挺着一个大肚子跑乡跑县，甚至跑省城，要的仅仅是一个说法。她的丈夫更是一个活在她阴影之中的善茬。

  《梅月婆出走》中的人心向善，比比都是。梅月婆担负下堂再嫁的“污点”几乎一生，然而再嫁之后，又在前夫患病卧床的情况下，经不住老大的劝合，重回旧家破镜重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前夫，正是造成一系列孽障之人。可是他的结局是悲凉而又幸运的。他自个遭到“恶”的报应，而梅月婆给了他最后的“善终”。

  我曾经在高校分管过一段时间思想政治教育，青年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的对象，如果一味对他们进行说教，效果不是蛮好。但变通一下方式，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以及所见所闻，或用爱国主义这样大家都更容易接受的内容去感染，往往事半功倍。我想，这也是《梅月婆出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