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近些时候 ，我常常有一个梦想，去咸安区大幕乡钟台山修静寺桃花尖上那个山洞旁，立一石碑标名为“李邕读书处”。碑的正面用行书镶刻李邕（公元675一一747年）的生卒年谱，背面同样用行书镶刻着康德的这段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它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李邕不仅仅是唐朝最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践行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荒原问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建构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独立支撑点。“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她冻毙于风雪；为世界开辟道路者，不可使她困顿于荆棘”。李邕发现自己并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虽然历尽百劫千难，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已。

  李邕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李邕正直伟岸，刚烈肆言，宁折不弯的秉性为后世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尊崇。

  如果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来阐释李邕，就是他践行了生命的最高目的，但另一方面它同样积极地追求建立那些与这些目的相关的理性的生命秩序和行动规则，这就是李邕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

  书法与哲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在用笔上应注意线条的粗细变化，笔势的方圆协调；在用墨上，则应注意浓淡干枯的不同；章法上，则应注意疏与密、白与黑以及通篇布局的和谐等，这样才能创作出“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的优秀作品。与此相适应的是书论的成熟，出现了张怀瓘这样以论书名世的书法理论专家，和“精穷旨要，详辨秘义”的《述书赋》这样的书法史著述。

  后人评唐代书法每每曰“唐人重法”，即指唐人完善了楷书的法度，强调中庸合度、刚健有力的审美趣向，为后代学书者立一楷模。

  贺知章、张旭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蔡有邻的八分书，李邕的行楷，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徐浩、颜真卿的楷书、怀素的狂草，汇成了强大的书法艺术洪流。

  曾与爱因斯坦谈笑风生的文化巨匠周有光先生说：不仅自然科学具有一元性，社会科学也具有一元性。科学不分东西、不分南北，不分国家，不分阶级。

  知识分子就是研究科学，相信科学的人。知识分子是不分国家的，不能划分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外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一生只是对真理追求的一生。

  李邕从十三岁离开咸宁（大幕乡桃花尖）就再也没有回过咸宁，这位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一生苦难沧桑、命运多舛。

  唐代大诗人李贺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诗句：“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还原李邕，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骨头致敬！

  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我认为李邕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屈原。熊召政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提及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屈原的论点，是可以商榷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时序的。我对熊召政先生充满了崇高的致敬！

  知识分子最高贵的品性就是终身实行自我教育，终身保持自我纠错的能力，我并不害怕“提出李邕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屈原”的观点是“以卵击石”。

  我始终认为李邕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哲学践行者，是一个把政治当作“志业”而不是“职业”的人，他毫无异议地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哲学家”。

  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每项事物，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拉斯韦尔认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韦尔就认为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

  当然，李邕的性格是有某些不符合常人的“法度”的，正因为他在书法、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己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情状，埋下了一个个致命的“隐患”。

  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最大智慧：“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而李邕则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在五十一岁的时候，曾被任命为鲁国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长兼国安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据说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置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与酒色中这样卑鄙的计谋，以此挤走了孔子，告别了政坛成为了一个教育家。

  李邕也没有孔子幸运，他命运的悲剧就同苏格拉底一样。而苏格拉底则认为人人都可以和他平等地进行辩论。苏格拉底却是坚持真理和正义，并且毫不妥协的人。李邕是和苏格拉底一样具有知识分子气节的人，而孔子只是“士大夫”。古来圣贤皆寂寞，孔子的一生是寂寞的，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是寂寞的。李善、李邕父子亦然。

  （二）“荒原问道”哲学的践行者

  李邕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大的部落中绝对属于“异端”另类型的，但绝对是有血性的。借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说：“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到极小的限度之内”，我国历史上的异端，“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元根性”（有的学者称之为“劣根性”，但“元根性”一说更谓妥恰），好为“王者师”。

  延着这个精神链条，从孔子、屈原、稽康、李邕、张居正、李贽、康有为、谭嗣同、甚至包括胡适和李慎之，这种精神链条的钙质是相近似的。

  李邕在第一次被贬，也进行过深刻的反思。他想超越，却无从超越；他想要突围，却又无从突围。只好在迷圈圈里打转转，只好用宿命来代替救赎，只好将沉思玄想的迷雾来涵盖一切。

  这一切也许是宿命，正是这种宿命建构了历史空谷中的清绝流韵，建构了李邕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独立的支撑点。

  李邕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是一种清贵的寂寞先知的品质。

  我钟情研究李邕，目的是要从发掘古典传统中，能否寻觅出一种在世界的拒绝和历史的剥夺之后，在语言的沉默在此立于生命个体视野之中，一种新的“历史性的真理”。

  只有人的言说，而且是用他的声音，这构成真理，这是历史学的全部真相和意义。

  李邕第一次遭贬谪在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在前一年，几位忠心耿耿恢复唐室的重臣：宰相张柬之、同平章事崔玄晖、司刑少卿恒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晖等，设计诛杀张易之、张昌宗，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复位称帝，是为中宗，改元为神龙元年（705年）。由于中宗平庸，朝政由皇后韦氏把持；韦皇后又把朝政交给情人武三思。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李显和韦氏当年流放房州（今湖北房县）时，为了李显能够再返长安。入夜，韦氏这才重新沐浴更衣，梳妆打扮。收拾妥当之后，韦氏悄悄走出家门，奔钦差大臣武三思所住官驿而去……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九月，武则天重新宣布立李显为皇太子，李显和韦氏也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流放生活从湖北房县回到了洛阳。

  唐朝初期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西安为政治中心，洛阳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唐中期将政治中心也迁都洛阳。

  （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大美之境

  李邕的第二次遭贬是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相王李旦之子、临州别驾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合谋，于景云元年起兵，诛杀了毒死亲夫中宗李显阴谋成为第二个“武曌“的韦皇后及其党羽，拥相王登基，是为唐睿宗。

  很多在关于李邕历史叙述中有些年龄上的误差有二个最大的原因：一是李邕到底是生于公元675（一说678年）？还没有形成一个历史学的结论。二是参考古人的历史文献版本不同而引起的。

  那一年二月间，词人王翰在京师张榜审定海内文士百余人，列李邕、张说为第一。是时玄宗尚在东宫，邕与同僚崔隐甫、倪若水同被礼遇，岑義等忌之。

  当时，李邕又被召回朝廷任殿中侍御史。同年八月，谯王李重福在洛阳谋反，洛阳长史崔日知起兵讨伐。李邕时在洛阳任留台御史，因动员屯营军协助平叛有功，拜朝散大夫，除户部郎中。奸臣岑義、崔湜，恐其日后受李隆基重用，竞然借故将其贬到崖州舍城（今海南海口市）作一个九品县丞。这同海口五公祠上记载的条目是大致吻合的。

  李邕第三次遭贬是在唐玄宗开元四年。唐玄宗登基以后，李邕先被从崖州起用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别驾，接着召回朝廷为朝散大夫、户部郎中。这时，黄门侍郎张廷珪和被重用的太常卿姜皎想援引李邕为御史中丞。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使他再遭厄运。当时宰相姚崇，本是正直有为的大臣，却认为李邕为人“毛躁”，即处事任性而不顾后果。那年李邕四十二岁。六月癸亥（十九日）上皇唐睿宗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岁。宰相姚崇借故将他贬为括州（治所在今浙江丽水市）司马。后来才逐步启用为渝州（治所在今重庆市）、海州（今江苏东海县）、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阴县）刺史。

  唐初有州328个、县1573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后增至15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级政区。割据之势已成，重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四）为鄂南思想的星空提供了美妙音质

  李邕的第四次遭贬是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封泰山转来，李邕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谒见，玄宗对其所献诗赋极为赞赏，致朝中一些人不安，恐怕他被玄宗重用。而他却又自诩有宰相之才，正是这点害死了李邕。因为李邕确实有雄才大略，而自己又恃才傲物，这可能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悲剧人格。此时，恰逢与他有隙的御史大夫薛自勤等诬告他在陈州赃贷枉法。此时，颇有文名而素来被他轻视的当朝宰相张说便乘机将他下狱，并判处死刑。正是这个张说，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二月间，词人王翰在京师张榜审定海内文士百余人，列李邕、张说为第一。按常理，张说与李邕有“同榜之谊”或说是“同窗之谊”，应似情同手足，结果是反目成仇。

  李邕的悲剧命运，与其恃才傲物，豪放不羁的性格有关。例如夸说自己宜居相位；轻视颇有文名的宰相张说，把因弹劾李林甫而逃匿衡岳的中书侍郎徐安贞载回家中，都是招祸之道。徐安贞亦饱学之士，此公善诗赋，有诗文多卷，久佚。明童佩辑其遗文，编为《徐侍郎集》。《全唐诗》收其诗作11篇。李邕对徐安贞落魄之时的怜悯，体现了一种文人侠士的“惺惺相惜”之情。

  李邕的一生都是在“路上”漂泊，一生都是行走在“路上”。李邕的数次被贬谪，一生不遇，为我们提出一个中国哲学的重大命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荒原问道”精神。

  正是自屈原伊始、稽康、李邕、张居正、李贽等等建构了中国哲学的一个个重要的思想支撑点。这种“荒原问道”和“自我怀疑”精神让我们深刻地去反思历史理性，知识分子更需要真正有力量地去面对当下，思考现存世界是怎么真正运行着的？思考人是怎么活着的？思考人为什么要有尊严地活着？以此来提升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一种开放、包容心态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品质和民族自信心，真正锻炼和提升我们思想的质量。

  正是李邕那种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境界，正是他那种穿行在历史中，同时也穿行在生活中的荒凉感，能够让真正的新咸宁人开始苏醒，这座城市，这方水土是蕴藏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一点也不逊色熊召政先生所礼赞的美丽神奇的鄂东大地。李善、李邕这对旷世未闻的咸宁奇才父子，为我们鄂东南思想的星空提供了高贵的美妙音质，足可以同鄂东的历史文化相媲美。重新打开了我们蒙昧的精神与灵魂之闸门，增加了咸宁人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豪感和责任感，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放眼和建设新咸宁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