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在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中，科学被描绘成是一门纯粹真理的学科，它代表着最先进的前沿知识。一百多年来，我们紧随“赛先生”的步伐，迫不及待地加入到现代文明的角逐中来，逐渐忘记了科学作为发展工具的初衷。然而，科学真的纯粹吗？科学就一定正确吗？科学应该获得比其他知识更高的地位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的《今天让科学做什么？》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考察科学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我们揭示一个不一样的“赛先生”。
科学主义背后的心态
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在评价一件事情“是否科学”的时候，实际上俨然已经是一名科学主义的卫道者了，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对中医是否科学的探讨。本书作者江晓原教授认为，将中医置于现代科学的标杆下来评判是不合理的，毕竟西医未来之前中国人的健康一直是靠中医来呵护的并且卓有成效。我们知道，西医的发展深受机械论哲学的影响，它将人体视为一台可以修补的机器，哪个零件坏了换哪个，因此现代医学也越来越依赖于器械诊断，往往忽视病人的个体差异。而中医的起源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相信我们的身体是有灵性的，他们认为疾病不只是机体的损坏，还表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顺畅。正因为如此，已故台湾着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认为，在哲学思想上中医要比西医走得远。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中医滋生了那么多江湖骗术，难道就没有糟粕吗？糟粕是有的，但不止中医有，西医也有，只消稍微考察一下西医的历史便可知悉。而如果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只停留在对与错上，最终就会导向一种对绝对正确的崇拜，科学主义便是如此。本书的“思考”部分旨在破除我们对科学的“执念”，比如它将告诉你NASA发布的科学发现有炒作之嫌，《自然》杂志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学术，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可能会引起部分读者的不适，因为这些对象都是我们长期以来顶礼膜拜的权威，而造成这种单方面一厢情愿的因素正是源于我们对“赛先生”的认识偏差：自洋人用坚船利炮摇醒大清国的迷梦起，“落后就要挨打”就成了中国人心里挥之不去的痛，也是自此起，我们把这根欺凌我们的“棍棒”奉为神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摆脱被殖民状态，但这种“被殖民者”的心态仍旧根深蒂固。我们相信凡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先进的、强大的，但这并非科学本身的属性。而与科学相悖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迷信的、保守的、落后的。过去是将西洋技法视为无物，现在则是奉为圭臬，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我们看待科学也好，其他外来文化也好，最好的心态应该是不卑不亢。即使落后要被挨打，但也不能因为挨了一次打就再也看不起自己了。不管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另外，本书的立意不在谈论科学本身，将科学请下神坛并非全盘否定科学的贡献，而是旨在鼓励更多元的文化与价值，摆脱科学主义的偏隘。许多科学主义者将一时的科学结论视为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但这实际上是非常短浅的，这不仅会割裂我们与古代世界的联系，而且会使我们不能对现代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里援引史蒂芬·夏平用以评价牛顿时代科学精神的一句话：“看似新颖的东西有其古代的源头，看似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新颖且卓越的。”
事实是，看似离经叛道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传统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新事物走得更远。科学如果就自身思想而言，其在整个人类文明面前显然还不够厚重。
失控的“欲望号快车”我们何去何从
美国核物理学家温伯格曾提出“超科学”（trans-science）这一概念来形容那些由科学提出但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注意到，科技在融入社会时所引起的争议往往就集中在这类问题上。“曼哈顿计划”期间，温伯格主要从事关于原子能中低剂量电离辐射所产生的风险研究。一般认为30伦琴的X射线辐射就足以让小白鼠自发变异的概率翻一倍，假设剂量数和变异概率呈线性关系，那么0.5%的变异概率对应的剂量应该是150毫雷姆（人体伦琴当量）。所以在公共决策领域，150毫雷姆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可以容忍的标准设定值。但温伯格本人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解释到，如果要证明这个结论为真且达到九成以上的可信度，则需要80亿只老鼠来做实验，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这还不考虑现实环境的敏感度、人类和老鼠的适应性差异以及变异以外的其他潜在风险。也就是说，很多技术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被计算或控制，但在现实中它已经超越科学可以回答的限度。
如果我们默认科学的本质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那么对科学来说它的任务只是解谜并提供理论为真的结果，而科学一旦脱离实验环境步入社会应用的领域，就会面临诸多“超科学”问题。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提到的核能、转基因、克隆人、人工智能、寻找外星文明等等就是这样一类看似是科学问题，其实已经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了”，现代科学是与技术、资本紧密结合并高度依赖于体制而运作的，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沦为逐利的工具来维持自身的发展。江晓原教授把科学比作“一列欲望号快车”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过去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我们希望车速越快越好，现在回过头来却发现所有人都不能下车了，任凭这辆快车将我们载向未知的世界，而人类的欲望就是这源源不断的燃料。
在处理此类有争议的问题上，科学主义者惯用的伎俩莫过于“你不懂核技术因此你没有资格谈它的好坏”“如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粮食有害那么它就是安全的”，更有甚者干脆直接摊牌：“即使科学是魔鬼你又能把它怎么样？”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三点：首先，科学本身与道德无涉，但科学如要进入社会就要接受规范的制约，科学家不能以民众不懂科学为由扩大其实验室以外的特权；其次，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原则上是被允许犯错的，但这不代表科学没有禁区，那些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尝试就应该被明令禁止；最后，虽然科学这趟“特快列车”已经逐渐失控，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反思科学的理由。就如哲学家纽拉特所说的：“即便没有救生艇，我们也不能白白淹死在一片模糊之中。”
作者心语
“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本书当然不是高头讲章，不是用“学术黑话”包装起来的让广大读者“不知道它在讲什么”的书。它仍然应该是一本能够雅俗共赏的书，但是它要大胆地讨论一些抽象而深刻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给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便利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忘记了科学技术的性质，忘记了它应有的功能，迷失了我们和它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在许多人的下意识里，科学不再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反而变成我们膜拜的对象。
本来科学技术就是我们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使用的一个工具，归根到底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应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人类却不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科学的推崇必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科学技术必须为人类的幸福服务，而人类的幸福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祭坛上的牺牲或贡品。
说得更极端一点，“发展科学技术”不应该是无条件和绝对的——某些科学技术，在某些时候，是不应该得到发展的，甚至应该被适当抑制。
上面这些非常重要的理念，尽管早已得到有识之士包括中国科学界高层的认同，但是由于长期在科普宣传方面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在公众层面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强调，甚至还被有意无意地批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个问题，要么被忽略，要么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所以我们需要一本能够摆事实，讲道理，认认真真正面回答“今天我们应该让科学技术做什么”这个问题的书。
如果说今天科学已经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么这只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科学并对科学发表意见的理由，而绝不构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听任科学和科学家摆布的理由。事实上，我们一定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观念：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谈论科学。如果接受这个错误观念，那么在科学已经融入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今天，就意味着不是科学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受科学摆布。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