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社会来说，万众创新是提供人生出彩和搭建上升通道的一味良药。也正因为此，万众创新注定会不断增加复杂度。但是，不对自己进行极限测试，怎么可能找到心甘情愿的人生？《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给出启示：创新是“万众”皆可以企及的，中国的有些模仿式创新，算是后发先至。

  在老百姓的心中，说到创新，涌现出的首先是牛顿、钱学森、屠呦呦等大科学家，抑或是乔布斯、马云、王健林等大企业家。于是，创新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但若果真如此，创新又何以是万众之事呢？

  实际上，创新并非都是阳春白雪，草根的创新可能性无处不在。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创新就是各类生产方式和手段的重新组合。创新的方向至少包括五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来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于是，发明蒸汽机是创新，创立淘宝购物平台是创新，第一个吃螃蟹也是创新。也许我们没有发明蒸汽机和原子弹的本事，但吃螃蟹（当然，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吃的是毛毛虫）应该还是做得到的。所以，创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是可能的愿景而非遥不可及。

  创新是万众皆可以企及的，这一道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各行各业都可以有创新。创新并非只能发生在硅谷一类的高科技部门和大型企业，在小企业和非商业机构中也可以有创新。换句话说，即使你不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或大企业的经营者，创新的机会也不会远离你，只要你拥有开放的心灵。用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话说：“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美]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所以从本质上看，创新并不是一个科技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只有当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时，才算实现了创新。

  例如，非科技类小企业可以实现创新。如果你开的是一家普通的饭店，那么算不上有何创新。可是哈兰·山德士上校创设的肯德基快餐店可就满是创新点了。且不说肯德基在口味上确有独到之处，光是其在产品标准化上的创新，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肯德基的另一项创新就是产品的本土化，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口味，卖炸鸡的已经开卖卤肉饭了。

  非商业领域中照样可以产生创新。我国高校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创新，当前的去行政化就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创新的一种体现。当今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慕课”，也是高等教育创新的突出表现。所以还是如德鲁克所说，“无论是哪个领域，企业家精神的差异都是微乎其微的”，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所做的事情基本相同，使用的工具基本相同，遇到的问题也基本相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第二，创新无法独立完成，而是一项需要协同的工作。在这个阿尔法狗已经能够完胜人类最强棋手的时代，无论是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理工男，还是擅长营销管理的商科人才，甚至是投身于文史研究的学究，个个都跃跃欲试，希望能成为创新的弄潮儿。他们之所以可以统统参与进来，是因为万众创新不是人人都要主导创新，而是人人都来参与创新。

  第三，模仿也是一种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创新理论，模仿只是一种简单重复，算不上创新，中国企业间流行的模仿甚至山寨也被视为我国创新水平不足的标志之一。实际上，模仿通常并不等于单纯的复制，在模仿和创新之间难以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例如，熟悉科技史的人都知道，瓦特并不是蒸汽机的原创发明者，其只是在模仿基础上改善了蒸汽机的功能。

  模仿者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其必须提供与原产品并不完全一样的东西，或者在质量上更好，或者在功能上更多，再或者至少要成本更低——这些都意味着在原产品上添加了新的特征。模仿很多时候需要加入一些本土化的创新。马化腾的腾讯在创立之初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其对核心产品的本土化改造同样为企业赢得了成功，之后才会有微信支付之类的原生创新。中国的山寨手机一度在印度市场上卖得很火，原因就在于中式产品待机长的创新点适应了印度的国情——印度广大农村地区手机充电不方便。

  可以肯定的是，模仿类产品需要适应新消费者的偏好、新的法律法规、新的地域市场的气候和软件、硬件、湿件特征。这些适应性调整其实都是创新，产品的品质往往在这种渐进式创新的过程中得到了改善。日本的经济起飞就是从创造性模仿起步的，现在则已演化为一个自主创新的大国（截至2016年有25名日籍人士获得诺贝尔奖）。既然日本人可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行呢？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