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端午节的“代言”是清香的粽子和喷香的豆子，都和吃有关，也和童年、乡土、母亲有关。

  用箬叶包裹糯米和红枣，粽子的每一个尖角便满是糯米和红枣的香甜。豆子为蚕豆，才晒爆，呈鲜亮的鸭蛋壳色，散发出夏日特有的气息。它们一直存在于人们渐行渐远、渐远渐淡的回忆中。真爱那个节日，门楣上悬挂的菖蒲、艾草、蒜头，八仙桌上散漫摆放的盐浸豆、雄黄酒，以及顽童裤兜里紧捂不舍的熟咸蛋和小囝眉额间灿烂点染的“王”字…… 那时，不知道端午的文化渊源。

  那时的端午，恰如等待放学的少年，单纯、美好。农历五月初五时的南方依旧湿潮，久远的农耕时代，一入夏便多瘴气、多疫害。因此，对那时的人们来说，“端午”就像传说中的“年”——挡不了又惹不起。他们便以中庸的姿态，以“祛”与“祈”的法术，通过特定的仪式，在共同度过“恶月恶日”之后，为今人创设下了这样一个传统佳节——端午节。

  端午，又名端阳、端五，重午等。端，开端，初也。午，通五。因而，“端午”可泛指每月初五，后特指为五月初五。若与风俗联结，端午的别称更是多彩缤纷：菖蒲节、龙舟节、浴兰节、粽子节、女儿节、诗人节等。其中，吃粽子与赛龙舟是端午节最普适和核心的活动。“端午”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所作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鹜是野鸭，角黍就是粽子。说的是到了夏季端午节，当地有烹鸭煮粽的风俗。这一说，极亲切——文史的记录与我儿时的记忆，在这一天交融。

  有意思的是，儿时母亲给我烹的不是“鹜”，也不是家鸭，而是看着就讨厌的“五毒”之一的蟾蜍。母亲借端午的“纯阳”威力，让我们壮着胆解馋，而那乳白色的鲜得出奇的蟾蜍汤，更是治疗踞伏在孩子头上的痱子、疖子的良方。这个土方法，在当年集体贫寒的境况下，甚得人们的喜爱。

  其实，端午节的由来，众说纷纭。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是一个“龙的节日”。亲水的吴越先民，为避伤害、求庇佑，便尊龙为祖先，一面断发文身以示“像龙子”，一面大张旗鼓赛龙舟以行“图腾祭”。“龙的节日”，也许是端午节最切近本源的诠释。但是，人们更愿意将端午节定义为纪念屈原的节日。抛撒五彩丝粽只为驱散蛟龙，不让三闾大夫的英魂受惊扰。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长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将沉沉怨屈之情寄寓楚辞，将浩浩忠贞之躯投赴江流，殉于清冷的一轮江月，也殉于一轮“天问复招魂”的亘古理想。百余年后，一名清癯的才子贾谊过湘水“投书以吊”。千余年后，一代飘逸的诗仙李白和清韵“投水捉月”。汨罗江水汩汩，千年流淌的岂只是呜咽。听，鼓声欢腾；看，彩旗招扬。一个个健儿，划着龙舟，箭一般地射向远方。这是人们对传说的接力，也是举行龙舟赛的缘由之一——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端午节是一个“别是一番滋味”的节日。在汉民族传统节日中，端午节似与重阳节同类。它们没有清明的哀思飘洒，没有中秋的寄情浩荡，更没有元旦的耳目一新，也没有春节的隆重持久。但是，过节也是过日子，平淡一点，平和一些，或许更充实、更有意义。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前，卧床不起，请人在老屋护理。乡间的土灶也拆除了，便不再有人自己动手包粽子。我全家和大哥、大嫂全家，提两袋超市买的“名粽”，买些鱼肉蔬菜，同母亲过了最难忘的端午节，谁知也是母亲最后一个节日，让母亲尝尝都市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