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官吏的贪腐已屡见不鲜。

  顺治十四年十月，顺天科场案曝出官吏贪腐丑闻。

  “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为主考官，大理寺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和国子监博士蔡元禧等十四人为房考。时因与试者众，而中额少，因之营求者蝟集，辇金载银,幅集都下。诸考官……凡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榜发，众考生哗然。”

  全案于顺治十五年四月始作最后处理。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遍及全国及京城众多官员。因穷追到底，株连甚广，以致“朝署半空，囹圄几满”。

  是年11月25日，继顺天科场案后一个月，江南科场案发。江南乡试时，主考官方犹、钱开宗，因弊多，榜发后士子大哗。

  顺治十八年间，从前期的多尔衮摄政到顺治（福临）亲政，对贪腐行为多有告诫。顺治元年，多尔衮训斥天津总督骆养性：“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 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且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

  顺治八年4月，谕都察院：“为严惩贪官，凡因衙役诈害、赃无入己而坐罪，或援赦免议者，皆不得预拟还职，由吏部另行复核……自令颁谕后，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

  可以看出朝廷对贪腐行为是严厉制止的。这种明确的态度对遏制官吏贪腐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到了康熙时代这种态度逐渐转变，以宽仁治天下，侧重于正风俗重教化。

  康熙九年10月，康熙圣谕十六条：“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涵盖刑法、农桑、教育、民风民俗、纳粮等等，对官吏清廉、严惩贪腐只字未提。时年康熙17岁，也许没意识到官吏贪腐的重要性，也许是其它原因。这一疏漏开启了这一时期的贪腐序幕。

  康熙十年正月，“各省官员中考核中，按例处分者贪酷官十员，贪官一百一十九员，酷官四员，疲软官八十五员，有疾官一百三十八员，才力不及官一百四十员，浮躁官五十六员。”以上除掉年老和有疾官员共535名，贪酷官133名，占问题官员的25%。

  康熙二十七年，自小辅助康熙的明珠贪腐案案发，治黄河能臣靳辅均牵涉其中。部分弹劾内容可见贪腐之深“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轻重任意……督抚潘臬缺出，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其满欲而后止；学道也论价升授，致学道皆多端取贿……与靳辅交结，贪污河工银两，科道官内升、出差，皆居功要索。”

  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参与贪污的官吏达一百多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寝，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

  康熙三十四年，朝鲜使臣回国后对国王说中国情况：“用事之臣皆贪虐，贿赂公行。”旁观者清，一个使臣说出这样的见闻，非亲身经历是没这种感觉的。

  雍正登基后，一改康熙的做法，对官吏严加整治，十三年间严之又严，时刻没有放松。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陋习非一日之功，何况官吏贵族为自己私利，想方设法，寻找贪腐对策和途径。

  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报：“……该省历年亏空钱粮等五十万五千两。”偌大数字的亏空全由官吏贪腐。

  川陕总督年羹尧可谓战功赫赫，但其贪腐也可谓惊人。都统范时捷参奏年羹尧欺罔贪婪：“运米至军前时，侵蚀脚价银四十余万两；管理捐纳驼米，勒取私费，婪银三十万两；违旨勒派属员公捐俸工五万余两侵为私用。”其“行贿之门大开，黩货之心无厌。”直隶总督李维钧举报：“年羹尧动身之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起身后尚有一千驮未行。”岳钟琪的举报比较具体：自本年（雍正三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用骑、驮、轿不计其数，骡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共二百三十三辆。……骡车每车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三十四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