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这纯粹是一种粉饰侵略、扰乱视听的谬论。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假想敌，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前提条件都是要先打败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日本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

  7月7日晚，日方后来虽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仍提出要城内中国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中方拒绝。日本挑起七七事变后，为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决定。1937年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作出《形势判断》，制定《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从七七事变后形势发展可以看出，卢沟桥事变决不是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变也不是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天皇、政府和财阀的共同意志；其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平民和战俘实施长达多日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致使30多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行为，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屠杀中国人民最为残暴、最大规模的血腥暴行。

  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仍试图抹杀这一铁的历史事实，甚至抛出“南京大屠杀虚构”的谬论。有的全面否认大屠杀事实；有的则在遇难人数上大做文章，妄称死难者人数“未定论”；有的声称日军暴行是少数下等级士兵的个人行为，与军队无关。日本文教部门甚至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篡改：把惨杀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本“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事实就是事实，真实的历史绝不会因为谎言而改变！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国内、国际有目共睹。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指出，这“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亲眼目睹了日军大屠杀，并在《拉贝日记》中真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近500个惨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发觉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的无辜良民，抢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出于正义，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指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直接拍摄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现场。

  一些有良知的日本战犯对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也供认不讳。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参与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东史郎供认说：在长官的命令下，自己曾动手杀死了37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他回忆说：“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赢这场战争。而为了赢得胜利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任何事情。”就连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指挥者广田弘毅都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采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二战胜利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并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