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勇进评剧团受命奔赴咸宁向阳湖，徐彦、徐海南等随全团70多人，在近20名军、工宣队员的率领下，只带着一套锣鼓和少量轻便乐器便出发了。

  到达咸宁后，初来乍到，必须与当地联络感情，加强交流，于是干校军宣队领导要求他们组织排练节目，慰问演出。当时排演节目谈何容易？没人敢去创作，只能找些现成的，七拼八凑了些语录歌、对口词、革命歌曲、小舞蹈、样板戏选段等等。虽然徐彦觉得：“实在有些可笑，不禁汗颜”，但在当时，当地文化生活极端贫乏枯燥的情况下，居然取得了轰动效应，受到一致好评。

  1970年春，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在全国大学大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推动下，干校领导下达了以勇进评剧团为主排演《红灯记》的指示。长时间脱离艺术实践，一旦得到这个机会，真不啻是寒夜吹来一股春风，接近枯萎的心灵纷纷复苏了。于是，大家闻风而动，情绪高昂，全身心地投入排练。

  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大家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他们把旧景片拆开，洗去厚厚的颜料，再重新组合框架，按设计精心绘图。服装则大多是过去演现代戏的旧服装，利用一台旧缝纫机，凭借一双双巧手，裁剪缝制出一件件剧中要用的服装。道具也很欠缺，特别是那盏光芒四射的“红灯”，那是全剧的核心灵魂。负责道具的同志开动脑筋，用铁丝、硬纸壳等扎成了骨架，糊上布头染上色，装上镜头、灯泡、电池，居然和样板戏那盏灯看不出多大差别，而且手按开关，那红灯还能闪闪发光亮了起来……就这样，经过严格的审核，《红灯记》顺利通过。徐彦、徐海南在《苦辣酸甜向阳湖》这篇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在小李政委的率领下，先后在向阳湖、咸宁县、咸宁地区等地演出了若干场次，获得了较高评价。随后，又到丹江口为干校老同志，为丹江市地方，并辗转武当山为三线建设及修筑焦枝铁路的铁道兵部队的几个师团，以及大沙湖农场等单位演出，甚至应邀到武汉市为武汉军区和省市领导及各界演出了多场，受到军区领导的接见和嘉勉。前后累计约演出40余场，观众约达10余万人次。可以说这是我们在‘五七’干校最难忘的日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演出告一段落，为了不影响学生读书，干校决定剧团从二中迁到向阳湖。二次进湖所见情景大为不同，各连都自己动手建起了一栋栋宿舍，而徐彦他们进来则一无所有，只好暂住在干校砖瓦厂闲置下来的一座草棚里。

  1971年盛夏，剧团从平整地基、备料开始，自己动手边学边盖房。曾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那些演员，如今一个个满身泥水和汗水，分不清“敌”“我”，也看不出谁是“李玉和”、谁是“鸠山”。男人一般身穿一条短裤、肩搭一条毛巾，这种扮相被戏称为“五七校服”。在几位略懂得一点建筑的人的指挥下，凭着印象和打听来的招数硬干，居然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十几间宿舍，可谓又是一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