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裕舜

  1970年3月，下放向阳湖作协5连仅半年的杨匡满，莫名奇妙地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反省、审查交待、监督劳动、层层批斗等折磨了几个月后，才宣布他属于“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

  说起他的家庭出身问题，还有一段插曲。他父母都曾是教师，抗战后母亲失业，在老家种田带孩子，所以土改时他母亲定的成份是“小土地出租”，不久作为失业教师到上海工作。他们兄妹四人，在家庭出生一栏一直填的是教师或职员。1961年他在北大读书，为表示对党忠诚，他不假思索地把家庭出身由“职员”改成了“小土地出租”。

  1971年夏天的一天，他突发奇思，想把家庭出身更正一下，于是给军宣队写了一纸报告。大约过了两周，“组织上”找他谈话并宣布：经研究，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

  听到这个结果，他简直如五雷轰顶，后悔莫及。他明白，这可是比“五一六”还要更厉害的一顶帽子！但他百思不解的是：哪里有“反革命地主”这个出身？“地富反坏右”，他一人竟占了两个。过了几天，他终于想到给父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曾当过他初中数学老师的蔡诚写了一封信，同时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质问父亲对他是否有所隐瞒。父亲的回信十分无奈，仅寄来一份他个人的简历。蔡诚老师也很快来信，要求他向组织反映重新调查，并明确表示这样定出身成分是不妥的。

  当时严文井同志刚当连副指导员，安慰他说：出身不由选择，道路自己走嘛！你还年轻，不会怎么影响你今后分配工作的。他半信半疑，只能将一腔郁闷憋在心里。

  “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干部政策的迅速落实，干校阶级斗争的气氛趋于缓和。1971年初冬，干校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军宣队相继分批精简和撤离。当他听说作协5连新的党支部宣布成立，心情十分激动，写了首长达300行的朗诵诗《在新党支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读后令许多人热泪盈眶。

  他当时明白，自己已真正从政治上解放了，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他政治上如何如何了。就在会后几天，新党小组长、排长荣正一找他谈话，很明确地对他说：把你的家庭出身定为“反革命地主”，那简直是胡闹！你就改过来吧。不过要是定成职员也不合适，跟你兄妹不一样也不要紧。就这样，缠在心头几个月的“反革命地主”的身份，烟消云散了，他终于从恶梦中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