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编辑吴泰昌1969年秋来到向阳湖，当年只有31岁。

  在作协5连，吴泰昌是一个活跃分子，他待人随和，无忧无虑，被连部委任为采购员。采购员的工作比较自由，也比不上下湖劳动那么辛苦。

  他每天挑着箩筐或拉着板车，去附近的小镇或咸宁县城买菜。那时是计划经济，物资馈乏，有钱不一定买得到东西。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他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床，进城之后有时要排队，有时要抢机遇，有时要果断决策，有时还要求人托保拉关系。为了完成任务，他经常自掏腰包买上“大桥牌”、“永光牌”等武汉名烟到处拉关系，以买上鱼肉、豆腐、鸡蛋之类。每个月几十元的工资基本都贴进了这个“无底洞”。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干校政治气氛有了较大变化，战士可私自开小灶改善生活，干校和连部领导也比较重视改善战士生活。连领导与县公司衔接好，经常半夜三更喊醒他，要他去城里挑豆腐、挑鸡蛋、挑鱼肉等等，有时还直接到渔码头市场窑嘴街去挑鱼，大部分都是鳜鱼、鲤鱼、鲫鱼等好鱼，一挑就是上百斤。同志们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餐鱼，那高兴劲就别提了。

  2012年10月中旬，我曾到北京吴昌泰先生家中采访，当聊到在向阳湖当采购员时，他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并说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是采购松花蛋。

  那天，天还未大亮他便与司机启程了。下午到了采买地，一下子惊呆了，只见平日极难搞到的松花蛋，在这里随地都是。晚饭在供销社吃的，除了鱼之外，另有一瓷盆带壳的松花蛋，他居然吃了十几个，吃得连连打隔。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足了松花蛋。要知道，当时知识分子吃点好东西必须偷着躲着……”

  次日连里宣布，每人可以登记买蛋，数量不限。中午各排报上来的数字不多，有人在登记中还注明如果数量不够可以放弃。连里一位老干部摸着了大家的心思，他说：“别登记了，晚饭后就在一处卖，想买多少给多少。”他先买了几十个，起示范带头作用。那晚忙到深夜，满卡车的松花蛋全部卖完。买得最多的一位是正在受审的著名作家，先后买了100个！

  吃饭时，指导员当着大家的面吃了两个松花蛋，这就是合法的象征。大家也就掏出松花蛋高兴地吃起来，夜晚几位爱喝几口酒的也用酱油拌蛋下酒。一位尚未解除审查的年轻人在酒后讲了几句怪话，不知是谁汇报到了连部。第二天全连点名会上，那位带头买松花蛋的领导，绷着脸威严地说：“别以为大家都在吃喝，其实动机不大相同，有人借吃蛋喝酒发泄……”从此，人们吃松花蛋就不再那么大大咧咧了，松花蛋从碗尖又埋到了碗底。